“无良老板逃逸，民工工资泡汤”，此类报道我们已经见得太多了。但是，如果政府“老板”也拖欠民工工资，并且一拖就是四分之一世纪，作为弱势群体的民工该如何讨回公道呢？

　 据《检察日报》报道：1977年10月，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上万名民工在当时的县革委会的号召下，为该县建设春阳滩电站，共调用劳力391．6万个工作日，按当时承诺的每个工日0．8元算，应付民工工资313．3万元。

　 工程是胜利完工了，然而民工应得的工资却渺无踪影。一直到1992年，政府拖欠民工工资的事情才反映到县人大。整整15年，民工们一直没有向“上面”反映，这正说明了他们一直相信政府的信用是真金招牌：如果连政府也不讲信用了，那人们还能相信谁呢？

　 有人说，事物的任何变化都是“压力”的结果。这件事情最终得以解决，归功于两届芷江县人大对县政府拖欠民工工资的监督力度不断加大，这从报道中可以看出：“1993年，张华东等13名代表再次提出《要求政府兑现修建电站时劳动工资的议案》。”“1995年，在芷江县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兑现民工工资成为所有代表关注的焦点。大会议案组收到涉及兑付民工工资的议案、建议有5件之多，与会的200名人大代表几乎都签了名。”“1998年1月，芷江县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龙运贵、杨红兴、龙树清等50多名代表又提出了4件建议，要求县政府要执行县人大常委会的《决议》。”

　 从此次事件来看，芷江县政府与民工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政府“招聘”民工们建设电站，并承诺付给工资。民工们履行了合同职责，而芷江县政府却违约了。以前，人们总是寄希望于政府信用的“完美无缺”，政府说一句顶老百姓一万句。现在看来，政府信用体系仅仅依靠自律这只手是不够的。当地方政府的某些既得利益与人民利益发生冲突时，政府有可能采取短期行为，以损害人民利益为代价满足自己的既得利益。

　 政府的政策随机性越大，变化越大，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度也就越低，当政府的信用资信严重缺失时，整个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就会丧失：政府都可以说话不算数。整个社会将陷入信用危机的恶性循环中。

　 现实生活中，政府天然地占据与民间对话的优势地位，这就需要有相应的政治团体为民间说话。而人大作为代表人民的机构，只有当人大真正发挥作用时，也就是政府的自律和他律两只手一样硬的时候，政府的信用体系才能顺畅地运转。

　 从此次事件又可以看出，人大的作用不仅体现在政治上，还体现在各个领域，比如经济上、社会道德上。芷江县人大也许能以此为契机，长期地、制度化地监督和规范政府的行为。当制度逐步完善、政府信用重新“升级”时，外来投资者也会重拾信心；而芷江县的经济发展了，政府财政收入相应增加，类似因为财政拮据而拖欠民工工资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