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次“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是1997年召开的，那时的年龄上限是45岁。现在降低为40岁，也许到下届就会降到35岁了。文学青年越来越“年轻”，1997年时“70年代出生”的人似乎还很遥远，到现在，不少二十出头，甚至十几岁的孩子已经出书、出名，俨然“作家”。
2．这说明了什么？首先，在急剧变化的时代，年龄上四五年、甚至三四年的差距可能构成很大的经验差异，这种差异使一批又一批青年作家得以迅速地确立个性姿态；其次，社会的文化取向也越来越接近于文化人类学家所说的“后喻性”文化，“新”成为我们衡量事物的一个主导性价值尺度，而“新”天然地和“年轻”相联系，这使得社会对青年作家抱着鼓励、支持，甚至是宠爱的态度。
3．但是，现在要谈论的不是青年作家何以越来越年轻，而是我们自身如何看待文学。如果我们不把文学视为流行时尚，如果我们严肃地认为文学是一种我们毕生为之献身的事业，它具有根植于人类精神传统的重大价值，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年轻”不是一个文学尺度，你不能把这个拿来自我衡量。
4．前些天，有记者问：“谁是21世纪文学的主人翁”，我说出了一串名字，然后记者告诉我，你列举的比别人说的都要“老”。我说：这是因为文学不是弹钢琴，不能相信“神童”，写作生涯是持久不懈的自我训练，对小说家来说，四五十岁、五六十岁达到巅峰是很正常的事，而二十多岁的年轻作家们都还必须证明他们能够坚持下去，不会很快垮掉。
5．之所以说文学不是弹钢琴，是因为文学处理的是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我们可能凭着青春激情找到新的角度，表达新的感受、新的看法，但是，一个作家不应该满足于他的青春激情，他会在不灭的求真意志指引下从经验上和理智上充分地把握世界，而这是一个长期的、逐渐发展的认识过程。
6．这里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常常把我们所意识到的经验差异等同于我们世界观，也就是说，你是吃馒头长大的，我是吃汉堡长大的，你是看书长大的，我是玩电脑长大的。———紧盯这种差异，就能生发出一套东西来，然后说：这就是我的世界。这固然有利于确立鲜明的个性姿态，但这差异常常是表面化，是世界的表象，而且是肤浅、易变的表象。沉溺在这种差异中，拒绝长大，我们就没有办法向前走，所谓“个性”就是虚假的个性，很多不同作家提供的是大致相同的经验样本。
7．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世界的意义永远有待于我们不断探究。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写作是把很多问题悬置起来，挂在一边儿，先向人们倾诉我们自己，但那些问题还是在那儿的，如果我们不是说完就算了，我们要持久地写下去，我们就总会面对它。
8．在我们这个时代，认识世界有极其艰巨的难度。有重重相互阻隔、相互遮蔽又相互联系的“现实”，有繁杂缭绕的真实和虚幻的意义线条。当一个作家努力克服这些难度时，他的自我变得真实、丰富、宽阔———这说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常识上来，在作家和世界之间建立起一种比较正常的关系，这种关系意味着恢复对我们的历史、现实，我们的时代和生活的真正的认识热情。
9．第二个常识是，我们的写作应该是在传统背景、传统秩序下的写作。比如，当我们写小说时，我们应该充分地知道我们的前人———中国和外国的前人走到哪里，在这个基础上确定我们的艺术方向。
10．这同样是一种有待恢复的常识。在中国，每一代人开始写作时都很容易有一种“创世”幻觉：一切从我开始，以前的一概不算。这里有自我确立的冲动，也有一种知识的狂妄。特别是近些年来，似乎宣称自己不读书也成了一种时髦，不读书，拒绝与传统的关系。于是，尽管有一代又一代年轻作家不断涌现，但我们并没有取得多少真正的艺术进展。我们的功夫主要是下在文化姿态上：看，我们和你们不同。但我们表达这种姿态的方式是粗糙、简陋的，我们有了很多主要依靠说话的小说家，没完没了地诉说、宣泄，这不是艺术自由而是艺术放纵，其中隐含着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即时消费的态度。
11．所以，在我们的写作传统之间也应该建立起比较正常的关系。传统既构成压力，也是巨大的资源，同时它还为我们提供了艺术基准，比如小说，人物、结构、情节、描写、叙述、语言等等，这里有很多基本功夫，你得从这儿往上跳，这些基准过不去，艺术创新无从谈起。小说并不是有了新经验、新角度、新姿态就行了，更不是把这些说出来就行了，它还必须通过艺术基准的繁难考验，只有在和传统的紧张关系中作出的恰当反应才是真正的艺术创新。
12．传统需要学习、认识、建构。以我自己来说，我觉得问题不在于传统的压力，而是感受不到传统的存在，这和我们的历史境遇、文化环境有关系，也和我们所受的人文教育欠缺有关系。我们没有比较稳定、富于纵深感、意义充足的传统视野，这使我们的写作总是从一个单薄的平面出发，我们能够凭持的仅仅是个人有限的经验和直觉。
13．总之，都是常识，但也是被忽视的常识。青年作家越来越年轻，但我刚才说过，“年轻”不是一个文学尺度，如果用它来自我衡量就会觉得因为我年轻，所以我“新”，所以我写得好，这是一种“青春期骄横”。实际上，真正的考验还在前边，作家与世界的关系、与传统的关系，不管我们把它搞得多么不正常，但它总是作为正常的尺度客观地横在那里，等着我们能不能过得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