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作为一种通俗小说的类型，拥有大量读者。出于商业的考虑，侦探小说杂志的出现不足为怪。但是《啄木鸟》从它诞生起，就不是专门为侦探小说而存在的。它是公安战线办的一份文学刊物，它的存在也就意味着公安文学的存在。在林林总总的文学期刊中，《啄木鸟》因其独一无二的个性而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我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百花园地，有一束公安文学的鲜花开放得格外绚丽，这不能不说与《啄木鸟》的存在和努力密切相关。
去年《啄木鸟》有一大的举措，由双月刊改为月刊，这无疑是为公安文学扩展了更大的园地。而对于《啄木鸟》本身来说，是一次极大的挑战。一年终于过去了，《啄木鸟》整整12期刊物每一期都非常有分量。它发表的作品不仅频频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刊物选载，而且读者也相当满意。
首先，《啄木鸟》将其新辟的阵地向更多的非公安战线或非公安题材的作家们开放，吸引更多的作家加入到公安题材的创作中来。当然这样做有可能会减弱《啄木鸟》的公安特色，但令人欣慰的是，通观一年的刊物，《啄木鸟》的公安特色不仅没有减弱，反而由于吸收了新的作家，使其公安特色更加丰富多彩。在这一年里，读者从《啄木鸟》上先后看到了谈歌、阿宁、聂鑫森、阿成、霍达、石钟山、野莽、一合、魏人等作家的小说。他们的小说都涉及的是公安、法制方面的内容；他们又把各自的风格特点带进了公安法制题材的写作，更加增添了《啄木鸟》的风格多样性。
比方说谈歌，他最擅长写的应该是工业题材，他在表现当代企业的困顿和问题时，充满了忧患精神和对普遍民众的同情心。他的这一特点也突出体现在他为《啄木鸟》所写的中篇小说《城市检察官》中，我仿佛在于迈、冯道理等这些普通的检察官身上，看到了《大厂》等小说中的同样普通的工厂厂长的影子。这两篇小说的主人公虽然各自的生活内容不一样，但他们在生活流程中所表现出的精神却同样是很高尚的。作家谈歌在反映现实时，注重于普通人物身上的精神性，而他落笔于此，是要揭示出这种精神性的东西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我们也洞见了一位作家沉重的社会良知。作家阿宁善于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去剖析社会现实对人的精神层面的影响，这在《啄木鸟》上刊载的他的《管师傅，在1999》中，同样得到充分表现。作家石钟山善于写官场，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入手，揭示出社会人生的复杂性。这一特点同样表现在他的《片警杨杰的一天》。
从写作技巧上说，这几位非公安的作家所写的公安题材的小说，同样具有启示性。比方说聂鑫森吧，他是一位写短篇小说的高手。短篇小说同中篇小说相比，不仅仅是篇幅长短的区别，而且在审美特征上也完全是两种类型。所以很多能写长篇、中篇的作家却写不好短篇。短篇小说更讲究结构的紧凑、精致，更注重剪裁、布局。聂鑫森在《啄木鸟》2000年第2期上刊登的《解救行动》短篇小说中，充分显示出他结构短篇的能力。这篇小说所写的故事很简单，也很公众化，写的是警方去解救一位被拐卖妇女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如何把这样一种非常公众化的事件写得出奇制胜，这显然就有赖于作者的结构技巧了。聂鑫森在写这篇小说时很讨巧地借用了侦探小说的结构方式，甩下一连串的悬念，促使读者在阅读中不断检测自己的智力，而检验智力正是阅读侦探小说所特有的乐趣。而“柳暗花明”、“奇峰突转”的方式是构制短篇的小说时常用的，聂鑫森用得已很烂熟。阿成是另一位写短篇的高手，他载于《啄木鸟》2000年11期《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通过复沓式的叙述造成一种神秘性，那个中国军人的眼神的一再出现，就像在这片神秘的雾障中闪烁的亮点，将历史与现实对接起来，这种风格化的叙述就很值得我们写公安题材的作家借鉴。
在讨论《啄木鸟》2000年度小说时，还特别应该注意到他们的两个惊人之举，一是连载豆豆的长篇处女作《背叛》；二是他们从2000年第11期起也以连载的方式刊登温金海的长篇小说《中关村进行曲》，这部小说一直连载到2001年度的第3期，而且每一期都是放在头条的位置。要知道这样的做法对于期刊来说绝对是犯忌的，而《啄木鸟》敢于犯这样的忌，正表明了他们重视新的作家和拓宽题材领域的决心和魄力。真正以长篇小说的形式记录中关村的知识经济的风云，温金海的这部《中关村进行曲》算得上是第一部。而《啄木鸟》以如此超常的方式推出这样的“第一部”，其惊人之举，同时也应该是“正确之举”。这不仅与《啄木鸟》一贯的现实品格相吻合，同时也体现了公安和法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发展趋势，这就是高科技化、信息化的发展趋势。
《啄木鸟》在这一年里还发了不少值得一读的侦探小说，如《投毒者》、《预谋》、《沼泽谋杀案》、《枕边人》等。侦探小说拥有大量读者，但令人遗憾的是，至今仍没有出现具有广泛影响的中国自己的“福尔摩斯”、“克里斯蒂”，征服读者和占领市场的基本上还是国外的侦探小说。莫怀戚是近些年兴起的致力于侦探小说写作的一位作家，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他的侦探小说并不是那种刀光剑影、杀机四伏、充满着恐怖和血腥味的小说。他往往是聚焦于日常生活中的纠葛和矛盾，反映了现代社会在物欲膨胀和刺激下，所带来的伦理冲突和人际关系的紧张以及人的内心焦虑。他的侦探小说就是一种“中国化”的侦探小说。期待《啄木鸟》仍一如既往地为走“中国化”和“现代化”道路的中国侦探小说作家，提供良好的园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