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不再划归到性变态范畴，它只是作为性指向障碍，归于性心理障碍一类”。4月20日，《中国精神障碍分类和诊断标准》第三版对“同性恋”的重新定义引发了一场不小的轰动。细心参悟一下人们对此事的反应，可以发现一个事实：对于一些所谓的“异类”，人们已有了更人性、更理性的宽容心态了。正如各媒体报道所言，“这一标准的变化标志着我国精神障碍的分类和诊断更趋于科学和宽容”，这也与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相契合。

　 这个标准的改变貌似简单，其意义却不凡。在“异性恋”为主体的社会架构下，它至少不再视同性恋者为“变态”。“变态”从来都算对人格的一种污辱，而在新世纪初对同性恋者的科学态度和宽容精神，则更多地体现了“人道主义”、对人的尊重。

　 由此是否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对“人”的尊重，重要的一点就是体现在：尊重“少数人”对一些诸如人格尊严等“普遍正当权利”的享有！由此，我们还可以联想到一系列有相似精神蕴含的“改变”来。

　 前段时间，教育部终于作出了决定，取消对高考考生年龄、婚否的限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据相关报道，一些省市由于种种原因，今年“高龄“考生报名的人数并不多，但谁也不会去低估该政策的出台所带来的意义。它让每个人得到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同等权利，给了每个人公平竞争的机会。这一政策能得到公众如此的首肯的原因有二：一是体现了中国高等教育走向市场的必然变化，迎合了社会发展的需要；二是体现了人道主义的原则，尊重了“少数人”本也可以享受到的“普遍正当的权利”。这还可以让人联想到多年前相类似的“高等学府对身体残疾的学生敞开大门”。

　 再如对投资注册法人门槛的放低，一些有创业欲望而暂时无大量资金的人可“一元注册公司”。还有在某地购房置业，或生活满多少年后可迁入户籍等象征性的松动。一系列对原有法律规则下的小小变动能如此牵动老百姓的神经，无一不是来自人性化的考虑，体现着相关权利让更多的人“平等享有”的原则。

　 但在生活中，不以“人”为本而以“教条为纲”，不以“平等享有”为正常而以“这是规矩”为借口的人和事并不鲜见，他们引发的工作效率低下、社会成本浪费自不用说，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工作在相当程度上是对“人”的漠视，从本质上说是反人道的。

　 社会的主体是人，衡量社会进步的最终标准是“人”怎样了。这是一个简单却仍待普遍落实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