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部门利用手中的权力设置市场准入等障碍，从企业谋取私利，或将政府行政职能转变为有偿服务，这种行为被百姓斥为“权力经济”。权力经济越来越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市场经济的绊脚石。

　 遏制市场

　 人们看到：许多地方政府或职能部门能随意找个借口，就制定个“红头文件”，或在上级“只有精神、没有文件”的默许下，出台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几年前在华东某地蒜产区，地方政府对外来客户设卡收费，吓跑了客户，蒜苔价格一路暴跌，结果是蒜农倒霉，蒜苔卖不出去，倒进路边沟中。

　 有的地方明目张胆地对新购汽车乱收费，车主买得起车养不起车。于是，长春大街上跑的出租车多是捷达，上海马路上跑的多是桑塔纳，湖北出租车多是富康，四川、重庆则多是奥拓。

　 乱收费在延续，消费税也难取消。去年5月，一汽、上汽等16家企业联合发出建议，取消不合理的汽车消费税。但有关部门8月发文决定：对达到低污染排放标准的汽车减征30％的消费税，其他的一律不变。现在征收的消费税是从汽车特别消费税演变过来的，以前征收它是为了控制公款买车，而在私家车成为市场主流的今天，对私人购车无疑起着抑制作用。有人会说，财政部和国家计委不是取消了238项涉及交通和车辆的收费吗？只要我们深入调查，就会发现：此次取消的项目，只占各地在汽车购买和使用环节中1500多种涉车收费项目的1／6。以北京为例，此次车主们免交的似乎只有“机动车交通安全费”40元这一项，而一个停车泊位证明就要交1700元，消费者、经销商和企业难以满意；而且，即便是一些小的收费项目，一些地方政府还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拖延时间，变相收费，有的甚至玩起了迂回战术，你取消了，没关系，我再设一项。消费者无奈地说，这是在玩“捉迷藏”。

　 与民争利

　 现在不少政府部门的精力都放在“争利”上。一些政府部门一发现一个好的机会，就打着“规范”、“管理”、“整顿”的名义去干预，捷足先登地掌握“制空权”。

　 某地投资商对兴办实验初中很感兴趣，地方政府以现在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教育资源不能开放为由，拒绝这位投资商的请求。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该乡经过测算，未来五年是初中生入学的高峰期，附近乡镇初中校舍吃紧，而该乡校舍绰绰有余，可多招点客籍生，收取数额不菲的借读费，弥补财政赤字，如此肥缺，岂能落入私人腰包？《北京晨报》披露：北京消费者购买汽车，要履行繁琐的手续，过11道“关卡”：办理停车泊位证明、移动证、验证、车辆购置费、车船使用税、上保险、验车、领牌照、建档、养路费、行驶证，这还是购国产车；要是买进口车，还得去海关验证。这11道手续要多久？报道引用一位消费者的经历说，整整花去3个月时间！而这11道手续都是政府有关部门在伸手要钱。

　 束缚企业

　 政府权力对企业的“垂帘听政”集中表现在对企业人事的控制上，所谓董事会都是由政府“钦定”，是红头文件任命，选举只是过个场子而已。再就是对企业业务的直接干预。有人形容政企不分的企业就像洋酒“人头马”的徽标一样：上面是计划经济的头脑，下面是市场经济的身躯和步伐。中国民航恰如其分地表现着这个混合体，一路跌跌撞撞。民航正面临跟铁路、公路客运的“三国演义”，而民航总局却把飞机票的定价卡得死死的，为什么就不能将航空公司放逐于市场呢？一位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这个市场究竟是你在玩还是我在玩？如果承认各航空公司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民航总局就应该老老实实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服务，不必去瞎操民航企业生产、销售的闲心。

　 滋生腐败

　 权力经济往往导致腐败，其主要形式就是权力寻租，即权钱交易。拥有庞大国有经济的政府及各种由政府掌握的资源，一再成为各利益群体寻租的猎物；而政府部门中的不法分子则将企业以及其权力所辖范围视之为其“索贡”的对象。

　 在对历时20年的经济改革作出评价时，最让国民在情感上不能接受的社会变化之一就是腐败行为的泛滥，“中国第一贪”的“桂冠”在几年之间已数易其主。正如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一再指出的那样：卷进经济犯罪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不断增多，其中还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工作人员敲诈勒索、索贿受贿、贪赃枉法、徇私舞弊等犯罪问题严重；携巨款潜逃情况突出；内外勾结、共同作案和跨地区、跨国犯罪的情况突出。这种大面积的腐败行为已使改革的声誉大大受损，在某种程度上严重危及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当前寻租活动主要集中在几个“点”上：权力的集中点，体制转换的交汇点，监督系统的乏力点，法律政策的滞后点，人、财、物需求的关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