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前，我还是个中学生，暑假里的一天，我到电影院去看一部印度电影《两亩地》。看电影前，我在公园的树荫下读一本书，那就是法国人法布尔写的《昆虫记》，书里所写的蜣螂滚粪球的情形，令我觉得比侦探故事还精彩。因为读书着迷，几乎忘记了还有场电影等着自己，匆匆走进放映厅时，电影已经开始了。那部电影讲的是一对农民夫妇在社会工业化的进程中，失去了他们赖以为生的两亩地的悲剧。电影表现的是远离我自己生活的异国故事，可是我那一颗少年心，却被深深震撼了，我朦胧地意识到，地球上社会底层小民的生存，确实如蝼蚁一般！离开电影院，走在赤日炎炎的街市上，我胡思乱想起来，觉得电影里的那对农民夫妇，实在跟努力滚粪球的蜣螂一样悲壮……走了好远，才猛地发现，咦，我的那本心爱的《昆虫记》呢？我赶忙转身往电影院跑……最后也没能把那本《昆虫记》找回来。

　 少年时代失落的那本《昆虫记》，只是一个选本。现在摊开在我案头的，是花城出版社2001年推出的十卷全译本，我心头的喜悦，真是难以形容！祝福现在的读者，尤其是少年读者，能够拥有一套《昆虫记》全译本，暇时读读里面的昆虫故事，给心灵输入最丰富的营养！

　 法布尔的一生，可以说是为昆虫的一生。作为昆虫学家，他不仅研究昆虫，而且描写昆虫，他那卷帙浩繁的《昆虫记》不仅是科学著作，可以说，他透过昆虫世界所书写的，是关于生命的诗篇。

　 1999年，我曾在新加坡参加“人与自然———环境文学国际研讨会”，并作了一个关于“人类应该如何对待昆虫？”的发言。我说，人们常常呼唤“爱惜生命”，“爱惜野生动物”，可是在听到这类呼唤时，人们所想到的，多半是某些飞禽走兽，几乎没有什么人联想到昆虫，而在动物学分类中，昆虫纲是动物界中最大的节肢动物门中最大的一纲，人类现在已知的昆虫种类约100万种，占所有已知动物种类的六分之五，而且估计还有约400万种昆虫有待人类去陆续认知。总体而言，人类喜欢的昆虫极其有限，而厌恶的昆虫却颇多，人类扑灭、碾杀昆虫往往是连眼都不眨的，更遑论把昆虫也当作一种生命形态加以爱惜！当然，我也知道，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关乎对生命伦理的深入探究。那次发言，我没想到法布尔，实在不该！法布尔很早就以他的辉煌巨著正面回答了“人类应该如何对待昆虫”的问题，只是，他的著作，特别是贯穿其中的生命伦理思考，普及得还很不够罢了。

　 在《昆虫记》第八卷里，法布尔这样写绿蝇：“它那金属一般的、通常是金绿色的光泽可以和最美丽的鞘翅目昆虫金匠花金龟、吉丁和叶甲虫媲美。当我们看到这么贵重的衣服穿在清理腐烂物的清洁工身上时，着实有几分惊讶。”他把我们一般人最厌恶、恨不能见而杀之的绿蝇写得如花似玉，而且强调它们在大自然中清理腐烂物的不可轻视的正面作用，甚至还以表现母爱与幼婴般的笔调来描写绿蝇产卵与蛆虫的成长。

　 其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一脉珍视弱小生命的源流，比如唐朝诗人张祜就歌颂过这样的女性：“斜拔玉钗灯影畔，剔开红焰救飞蛾。”我们若能在中西文化对生命关爱的交汇点上来捧读《昆虫记》，那收获就更不一般了。

　 法布尔小传

　 法布尔（Jean－Henri Fabre，1823～1915年），1823年生于法国南部圣雷翁村一户农家，童年在乡间与花草虫鸟一起度过。由于贫穷，他连中学也无法正常读完，但他坚持自学，一生中先后取得了业士学位、数学学士学位、自然科学学士学位和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847年，来到阿雅克修中学，在那里遇到了影响了他人生选择的两位学者，他从此打定主意，教学之余潜心研究昆虫。1857年，他发表了处女作《节腹泥蜂习性观察记》，这篇论文修正了当时的昆虫学祖师列翁·杜福尔的错误观点，由此赢得了法兰西研究院的赞誉，被授予实验生理学奖。达尔文也给了他很高的赞誉，在《物种起源》中称法布尔为“无与伦比的观察家”。1879年，《昆虫记》第一卷问世。1880年，他终于有了一间实验室，一块荒芜不毛但却是矢车菊和膜翅目昆虫钟爱的土地，他风趣地称之为“荒石园”。在余生的35年中，法布尔就蛰居在荒石园，一边进行观察和实验，一边整理前半生研究昆虫的观察笔记、实验记录、科学札记等资料，完成了《昆虫记》的后九卷。1915年，92岁的法布尔在他钟爱的昆虫陪伴下，静静地长眠于荒石园。

　 （《昆虫记》（10卷全译本）花城出版社2001年1月　定价13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