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经合组织（APEC）贸易部长会议在上海举行。会前，《中国青年报》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除了政府邀请的少量客人由政府支付费用，其余赴会的客人一律食宿自理。

　 别小瞧了这则新闻花絮的“含金量”。咱国家是个全球公认的会议大国。全国城乡每天的大小会议多得无法统计。如果按年度计算，每年所耗费的银两也同样难以统计。就算有专门的机构加以统计测算，那天文数字般的花费也未必好意思向纳税人公布。假如大多数会议（哪怕一半也好），都能像本次上海APEC来一个与会者食宿自理，所节省的开支肯定不可小视。

　 在大小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国有企业，都“养”着人数不等专司开会的“会官”和“会代表”。会为什么多？撇开行政运作低效的原因不谈，还与政府行政预算中会议开支一栏是笔“糊涂账”有关。倘若每年行政经费中的会议开支一栏是单设的，其使用过程受到刚性的预算约束，年度总账还得接受来年同级人大年会的严格审议，并将审议结果逐项公告于社会，恐怕那些个认为开会就是“领导”、就是抓工作———会议一开万事大吉的“懒惰”官员，就得掂一掂老百姓的情绪。

　 “会官”和“会代表”对大小会议来者不拒，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难抵东道主的“盛情”。包吃、包住、包玩、包乐，临走时还送一份礼品留做“纪念”，回头到了单位，还可照章报销出差补贴。你瞧瞧，从会内到会后，便宜事儿都成串儿了，与会者当然乐此不疲。

　 食宿自理的意义不仅仅限于节省了会议经费。它对与会人员本身也带来了“压力”。由于食宿自理，“吃、喝、玩、乐、礼”等诸多好事自然休想再受用。如此一来，会议就变成了主题明确的会议。此时，开会成了一桩“苦差”、一份“累活”，原本打算“泡会”的角儿就得考虑一下赴会的“成本与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