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刮着北风，北京城里沙尘蔽日。小路骑车赶到约定地点。这是我们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是在去年8月。
那天，一位朋友从香港来京，晚上约了几位新知旧友在城东的一家酒楼小聚。席间，朋友的一位旧友谈起了她的儿子，说：“苦熬了十几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可是没读到一半他就跑出来了，连文凭也不要了。他的一个同学，以高分考进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只读了一年也跑出来了。还有我老同学的儿子，在北京上大学，也在闹着要退学。你说，这些年轻人是怎么了？就是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也得先拿到文凭啊……”
正说着，一位高个儿，梳着马尾辫，穿着大红T恤，背着黑色摄影包的年轻人推门进来。
“这是我儿子小路。”她马上打住话头，给大家介绍说。
小路朝大家微笑着点头。因为是母亲的老友请客，他坐下来便狼吞虎咽。母亲心疼地看着他，低声地问：“中午是不是又没吃饭？我知道，给你的钱你都拿去买影碟了。”
分手时，小路母亲悄悄跟我说：“他也许愿意跟你谈谈，你问问，他是怎么想的。”
这之后，我曾多次给小路打电话，都是他母亲接的。他不是在忙着拍电影就是去法语班听课或是去酒吧看电影会朋友。
不久前的一个深夜，我终于在电话那头逮着了小路。他很痛快地答应和我聊聊。
“18岁以前，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人生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上大学”
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都是好学生，虽然初中毕业以几分之差没考上重点高中，但是高中三年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那些年，我满脑子就想着一件事：一定要考上大学。
我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不像我有些同学的父母那样将考大学挂在嘴边上，但是他们每一点细致入微的关怀，每一句殷殷叮嘱的话语，都能使我感觉到那份沉甸甸的期望。我还有一位姐姐，她在国内读了大学后，又留学日本，每逢谈起她，爸爸妈妈总流露出掩饰不住的骄傲。那时，姐姐就是我的榜样，姐姐走的路就是我应该走的路。
后来我才明白，不管我和我的同龄人愿不愿意，上大学，这似乎是一条规定好了的路，在我们前面，已有无数师哥师姐从这条路上走过，在我们后面，还将有无数的师弟师妹从这条路上走过。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你们人生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考大学。只有考上大学才有出息，才会有前途，只有考上大学才能端上金饭碗。而对于父母们来说，那还是脸面和荣耀。
为了考上大学，虽然我没有头悬梁锥刺股，学习也算是刻苦的。我不喜欢英语课，可是为了高考不拉分，我不得不硬着头皮背单词，记句型，那些日子我背得昏天黑地。虽然下了这样的苦功夫，后来进了大学，我对英语也没热爱起来。上课时，我不得不跟着老师的指挥棒走，因为老师告诉我们，只有跟着他走，才能考上大学。
记得上高中时，语文老师让我们给课文分段，并写出段落大意和课文的中心思想。我向来就对这种划分段落，总结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作业很反感。一篇好文章，一千个人阅读，会有一千种不同的理解和感悟，怎么可能只有一种答案。况且，划分段落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怎么可能只有一种划分。我想，如果请文章的作者来做这样的题，说不定也会做错，因为，他绝对不会是想好了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才动笔写的。可是老师告诉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保留，但是考试时，必须按标准答案答题。
一次，化学老师给我们布置课堂练习，我做错了一道题。老师罚我回家后做100道化学题。其实这种惩罚在不少校园一直盛行，罚读一百遍书的，抄写一百遍课文的，罚去学校操场跑10圈的。老师也许是恨铁不成钢，可是，这种惩罚在学生心灵留下的阴影和伤痛也许会伴随一生。
上小学3年级时，我爱上了摄影。开始，也就是拍拍风景照。后来，我进行了一种尝试，就是将正活动着的人或动物拍成一组，我将这种反映连续动作的照片给同学看，同学说你这拍的有点像电影。我一下子很振奋，觉得拍电影也许并不是什么难事。
虽然当时的想法很幼稚，但是后来我知道了，我的兴趣和爱好其实早在小学时就开始潜伏在身上，只是为了考大学我闭目不见而已。因为上大学与玩摄影比起来，前者似乎实惠得多。一直到上高二，寒暑假时，我还偷空骑自行车出去拍照。那时候，我甚至有一个很宏伟的拍摄计划，我想将北京城里的胡同都给拍下来，为正在不断消失的胡同留下一份史照。我陆陆续续已经拍了不少胡同。可是到了高三，一日重似一日的学习压力终于使我不得不中断拍摄计划。
为了考上大学，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好，那是我对自己内心欲望的一次妥协。后来我才明白，那种欲望并不是我自己的，它是外界强加给我的，因为我并没有想过：上大学以后呢？以后的路怎么走？回想初中到高中那6年，其实是糊里糊涂过来的。我从来就没有问过自己将来想干什么，从来没有真正审视过自己。因为在那时，上大学似乎已成为我的终极目标。
这种随波逐流，在我填报大学志愿时可略见一斑。1997年，我参加了高考，总分超过了重点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线。填报学校和专业时，虽然我很想上电影学院，可是听说电影学院不是重点大学便犹豫了。父母建议我报考上海一所重点大学，我很喜欢上海这座城市，于是，学校很快就敲定了。父母问我想学什么专业，我将那所大学所有的专业都看了一遍，似乎没什么感兴趣的，后来觉得自己化学还可以，就胡乱填报了“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当时我的感觉，就好像一场马拉松比赛终于跑到了终点，我只知道自己是胜利者，其他我都不关心了。
“进了大学才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所学的并不是自己所热爱的”
刚进大学时有一阵子兴奋和新鲜。可不到一个月，这种感觉就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沮丧、失望、苦闷和彷徨。
因为我发现，所学的并不是自己所热爱的。我为自己错误的选择而懊悔。最初，我也曾试图说服自己干一行爱一行，也曾尝试着进入学习状态，但是，我最终不能说服自己，如果干了一辈子也不爱这一行怎么办？我为这个假设的结果不寒而栗。
不热爱自己所学的专业，也就没有了学习的热情和动力。第一个学期我算是硬着头皮撑过来了，各门功课勉强及格。可是到了第二个学期我再也打不起精神去听课了，同学去上课，我就躲在宿舍读自己喜欢的书。那个阶段我读了很多书，尼采的、弗洛伊德的、泰戈尔的、惠特曼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托尔斯泰的、钱钟书的……有许多书都是原来我一直想读而没时间读的。我还开始写诗，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想当诗人，而是宣泄内心的苦闷。在当时，读书和写诗成了我缓解内心苦闷的一种手段。
那段时间我很彷徨，我不知道脚下的路该怎么走。如果就此放弃，寒窗十几年的努力将付之东流；如果不放弃，学一门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是一种痛苦，也许会是终生痛苦。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计算机系一年级的S君（请原谅我不说出他的名字）。
S君来自青岛，虽然他学的专业令许多人羡慕，可他自己并不喜欢，他喜欢的是音乐，他收藏了1000多张CD，书桌抽屉里，衣服箱子里装的全是CD。自从进了大学，S君就很少去听课，不是躺在床上听CD，就是趴在桌子上作词作曲。大一上学期，他每门功课都亮了红灯。我没有问过S君，他为什么要读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也许是父母武断的决定，也许是阴差阳错的无奈，也许是像我这样糊里糊涂进错了门。因为在我的同学中，不少人就是这样进来的。
如果在大学生中作一个“你所学的专业是你喜欢的吗”的调查，也许会有一半人回答“不是”。因为当初，大多数人都将考上大学作为底线，而并非将志趣和爱好作为底线，不管是考前填报志愿还是考后填报志愿，都会有人为了能上大学而作出无奈的选择。在我的同学中就有些人是因为“服从调剂”被调剂过来的，现在所学的专业与他本人报考的专业风马牛不相及。
如果这个调查结果成立，该是一件多么可怕而又不幸的事啊，也就是说，大学生中有一半人是在学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不知有没有人对大学生的就业去向进行过追踪调查，他们中有多少人是在干本行？如果学了4年又干别的去了，对于个人来说，辛辛苦苦拿到的文凭只不过是一块敲门砖。可是对于教育资源本就短缺的国家来说，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认识S君后，我们常在一起唱歌、弹吉他、聊天，也倾诉各自心里的苦闷，我们觉得，仅仅为了一张文凭在学校混下去，是浪费生命，不如离开学校去做自己感兴趣的、喜欢做的事。
到那个时候我已经明白了，我之所以对所学的专业提不起兴趣，是因为那个在儿时就潜伏着的梦苏醒了，摄影才是我最喜欢最热爱的。
1998年5月，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态度坚决地提出要退学，并谈了退学的种种理由，我说，我不愿将生命耗费在我不感兴趣的学习上。我不知道我的信给父母带来怎样的震惊和不安。
几天后，母亲从北京赶到上海。我以为母亲一定会严厉地训斥我，没想到，她见到我后平静地说，你不喜欢现在的专业，我跟你爸都能理解，但是，不能不上大学。那天晚上，我和母亲在林阴道上一边散步一边交谈，母亲讲了许多鼓励我继续上大学的话，她答应让我转校。
从不求人的父母，几乎动用了他们所有的关系，上海另一所重点大学终于同意让我转到该校广告专业。
虽然这并不是我喜欢的专业，但我不忍心伤害四处为我奔走的父亲和母亲。1998年9月，我作为该校98级新生入校学习。
“既然结论有了还是惟一的，还用得着学吗？”
刚进校我就打定了主意，好歹将4年学完，拿到本科文凭后再去干自己喜欢干的。
没想到，不到一年我就坚持不下去了。我的失望是从哲学课开始的。
我对哲学一直怀有好感，如果没有哲学家，人类也许还在黑暗中摸索。可是学校开的哲学课却让人失望。单一、陈旧的教材，死板、僵化、照本宣科的教学，使这门课变得索然无味。
哲学本是引发人思考的学问，本是思想火花的撞击，可是我们的哲学教材却已经将自认为正确的观点和结论告诉你了，不管你同不同意，你只能接受这样一种现成的观点和结论。考试时，你的回答也只能是一种标准答案。往往在考试前，老师就告诉我们哪些是重点，哪些内容应该背记，让我们在教材上划出来。没有谁敢斗胆将自己的观点交上去，除非你不在乎那门课的学分。所以，就是一个学期不去听课，只要考前背两个晚上也一定能过。既然别人已经代替我思考了，我还需要有思想吗？这样的哲学课培养的只会是思想的懒汉。
这个世界一刻也没停止过思考，每一个时代都有以思考为职业的哲学家。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哲学，从泰勒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休谟、康德，到20世纪分析哲学家群体，在浩瀚无边的思想海洋里该有多少智慧的浪花，可是我们的哲学课却视而不见。这样的哲学课只会使我们成为井底之蛙，思想神经萎缩。
大一上学期临近期末考试时，老师让我们写一篇论文，我写的题目是“哲学的末路”，探讨的是哲学的危机和困境。几天后，老师找我谈话，说：“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最后评价你的还是考试，如果考试时你这样答题肯定不行，你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答题时，你必须按标准答案做。”当时我心里就很悲哀，不知是为老师，还是为自己。既然结论和观点都是现成的，而且还被规定为是惟一的，还用得着我去学吗，还用得着我去思考吗？从这以后，哲学课我基本上不去听了。
“这一切都让我失望，这就是我十几年寒窗苦读梦寐以求的大学吗？”
大一下学期开了现代诗歌课。这本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可是听了几课后，我再也不想去听了。诗是心灵与心灵的对话，是思想与思想的握手，诗是一种意境，是一种飘忽不定的感觉和瞬间的顿悟。可是老师却将诗进行硬性切割，一首完整的诗被肢解得七零八碎，而且不管什么类型的诗都要归纳出个一二三，都要上升到一定的思想高度。这种教学常让我有一种强奸诗意的感觉。它使本来很丰满很动人的诗，变成了丢肉失血的骨架。苍白的骨架，又谈何美感。
记得有一次，老师给我们讲冯至的诗。冯至的爱情诗我读过一些，他的诗一般比较柔婉并略含感伤。可是老师在讲冯至的诗时，却大谈冯至在写诗时是如何如何想的，他为什么会这么想。诗人当时想了什么，谁知道啊？除非诗人自己来说明。
那个学期还开了现代文学课。这门课应该是能讲得很生动的一门课。可是老师讲起来却味同嚼蜡。听课的后果是，失去了看这些作品的兴趣。
当然，也不是每门课都讲得不好。大二上学期开的广告创意课就讲得不错。讲这门课的老师本身就是一位很成功的广告人，他讲课的方法是一种聊天式，他会用他智慧的火花撞击你，使你与他一起互动。他会用一种既轻松而又充满睿智的语言激活你，使你不知不觉地张开幻想的翅膀。但是，这样的老师在大学里确实太少了。
这一切都让我失望，这就是我十几年寒窗苦读梦寐以求的大学吗？我来这里求知，可是我又学到了什么呢？有的老师十几年讲一本教材，有的专业甚至还在使用六七十年代出版的课本。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术的升级更新，已经在以“月”和“日”计，可是我们使用的计算机教材还是90年代初的版本。
失望还来自周围的环境。我有一位同学，每天都过着机械、刻板的生活，专业课不怎么上心，却拼命在学外语。我问他学了外语以后干什么，他回答说：“出国”，我又问，“你出国以后干什么？”他一脸茫然。在大学里，像这样的同学为数不少。还有一些同学终日无所事事，经常逃课到校外泡网吧，在网上聊天玩游戏，因为他们太空虚太无聊。
为了使自己不至沉沦迷失，我开始自学有关摄影的理论书籍，我参加校学生剧社，演话剧、舞台剧和小品，我还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为盲童录音制作历史故事和中外名著。
到了大二上学期，爱好音乐的S君已义无反顾地退学回了青岛，快乐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那些日子，我一次次问自己，仅仅为了一张文凭付出4年时光值得吗？虽然一百次一千次地认为不值得，但是我怕又一次伤了父母的心，所以一直迟迟不能下决心。
也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老师将经常旷课的学生名单交到了学校，那上面就有我。有关领导找我们谈话，让写个检查保证以后不旷课。其他同学都写了，只有我没有写。我想，我该下决心了，如果再拖下去，也许我会失去今天的激情。
去年2月，我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
“离开大学后我活得充实和快乐，父亲说他最欣赏的是这一年里的我”
感谢父母，他们平静地接受了我退学的事实，使我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和压力。他们每个月给我200元零花钱，他们说，这条路是你自己选择的，希望你走好。
我将父母每个月给我的200元零花钱几乎都花在买影碟上，那些日子，我看了四五百部中外影片，一些优秀的大片和艺术片我反复看，分析和研究各种镜头的使用。除了看电影，其他的时间几乎都放在阅读有关电影摄像、电影导演的书籍上。
去年4月，一位朋友告诉我，北京电影学院后面有一家黄亭子酒吧，每周六、周日放电影，在那里看电影的大都是一些电影爱好者。从这以后，黄亭子酒吧几乎成了我每个星期必去的地方。在那里，不但能看到在电影院难以看到的欧洲艺术片、亚洲的新电影，还能看到很多独立电影、纪录片、留学生短片、“实践社”社员的DV作品。“实践社”是一个由喜欢看电影和拍电影的年轻人组成的民间组织。
北京城里还有几处放电影的酒吧，有三里屯的“燕尾蝶”酒吧，北大东门的“雕刻时光”酒吧，北大西门的EveryDay酒吧，中央美院附近的“风向标”酒吧等。不过，我去得最多的还是黄亭子酒吧。因为那里没有最低消费，常常不用花钱就能看一下午电影。在那里，我认识了许多像我一样做着电影梦的年轻人。
去年4月，我随父母去日本探亲时带回了一台小型数码摄像机。拿着这台摄像机，我急不可奈地开始了尝试，急不可奈地要将自己的电影理念用镜头语言表达出来。
我的处女作是一部实验片。讲的是两个年轻人甲和乙的故事。甲在一家机关上班，每天都过着机械、呆板却很平稳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似乎将甲变成了一个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人。乙是做音乐的，喝酒、打架，有点玩世不恭。可是这两个有着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性格的人，内心却有着几乎相同的苦闷和压抑。我将两个人同时表现在一个画面上，屏幕一分为二，这一半讲这个人的故事，那一半讲那个人的故事。拍完素材给圈内人看，有人说看了很新奇很震撼。
去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黄亭子酒吧看电影，有人将电话打到酒吧找我，是一位电影发烧友，说他写了一个剧本，想请我做摄影。这是一部19分钟的故事片。故事情节很简单，一位在公司上班的男人，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相同的生活，为了排遣苦闷，每天下班了便去泡酒吧。一天，当他百无聊赖地随手翻阅酒吧的留言簿时，发现了一位女大学生的日记，那是对远在国外留学的男友的刻骨铭心的思恋。从此后，男人每天都能在留言簿上读到女孩留下的日记，日历一页一页地翻过去，一天，男人又来到酒吧，可是这天留言簿上没有女孩的日记，有人看见她坐在街边哭泣。拍完后，我们拿到黄亭子酒吧放映。
去年国庆节，我一天都没休息，日夜赶拍一部新影片。剧本写的是一个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的故事，通过一对青年在恋爱中相互躲藏又相互寻找，表达了人们对于爱情不可把握的困惑。影片中，我采用双镜头相叠的手法，强烈地营造出一个或虚或实的意境。白天，我背着摄像机乘公共汽车从一个外景点赶到另一个外景点，晚上进行剪辑，常常忙到天亮才回家。片子拍完后，我们拿到北大、清华和三味书屋放映，受到欢迎，网上还出现了评论文章。
前不久，我与一位朋友合拍的一个短片，获得了数码专题片优秀奖。这个短片还被推荐参加纽约短片节，最近，我们已得到了入围通知。
这一年，我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的，可是却过得充实和快乐，每一次创作的过程都是一次神秘的游历，充满了探索、困惑和喜悦。那天，父亲笑着说，他最欣赏的是这一年里的我。其实，在这23年的人生中，我最欣赏的也是这一年里的自己。
目前，我正在学习法语，我想去欧洲学习电影摄影或电影导演。可是我一定会回来，因为，我想拍的东西是中国的。
“学习的自由是一种基本权利。成功的标准应是人生的幸福圆满”
在北京理工大学，我向长期从事教育研究的杨东平研究员讲起了小路和他同学的故事。杨东平告诉我，近年来，大中学生退学的案例时有所闻，似有增多之势。
据了解，相当多的在校大学生并不喜欢所学的专业，在有些学科高达三至四成。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大学资源短缺，大部分学生的第一选择是考上一个大学，而个人兴趣则被降到了最低点。这种无奈的现实，使许多人不得不学习和从事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这种对个人兴趣和爱好的压抑，其实是对个性和创造性的扼杀。
杨东平说，学习的自由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人有权去学习自己所喜爱的专业，有权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式。过去在计划体制下，人的这种权利被剥夺了，个人选择的自由被取消了。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大学生转系转专业的自由重新出现，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但是在高达数万元的转系转专业费用面前，大部分学生仍望而却步。要使学生拥有更多的学习的自由，一是要继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培养能力；二是要进一步改革教育教学制度，增加学制的弹性、灵活性和学生的选择性，给学生提供更大的选择和发展的空间。只有充分尊重、张扬人的个性，使人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从而使学习成为一件乐事，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这种热爱正是创新的心理基础和动力。
杨东平说他在与一些大学生的交谈中发现，不少学生走进大学后有一种失落感，这在重点大学的优秀学生中更为突出。他说，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的大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以往传统的延续，死记硬背、考试中心、读死书、死读书、理论脱离实际、教学内容和方法陈旧落后等现象十分普遍，而我们长期提倡的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以及国外那种以解决问题为主、鼓励不同见解、极具挑战性的研究型学习基本还没有确立。这种工厂化的、大规模培养标准件的人才培养方式，对那些具有创造潜质的优秀学生是一种伤害。但教育教学的改革艰巨复杂，其过程往往比较缓慢。在目前高校教学尚未大面积改善的情况下，他认为至少有一件事是可能做到的：为学生留下更多的时间，给他们自我发展的空间。大学本科教育应该更强调基础性、通用性和综合性。大学之大，原本意味着广博、综合，自由开放，应在大学的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学习领域，而不应将学生的知识和视野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专业领域之内。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的名言之一，是告诫新生不要说自己是某某学院的学生，每一个进入哈佛的学生都是哈佛大学的学生。
小路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逃出了大学，可是不少大学生虽然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却只能硬着头皮坚持着。杨东平说，虽然我们都明白学力不一定等于学历，能力不一定等于文凭，但在当前这种重学历、重资格的社会环境中，在现行体制之外的自我发展，无疑极其艰巨、充满风险，只有那些真正具有实力、具有创造性潜质、个性比较发展的人才敢尝试。他们在对愈演愈烈的惟学历、惟文凭的世俗风气发起挑战，他们同时也在挑战世俗的“成功”观念———成功并非等同于成名成家（否则就意味着社会上绝大多数人注定是失败者），更不意味着获得许多高级标签的“包装”。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改善人的生存状态，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使人获得圆满幸福的人生。
虽然小路没有大学文凭，可是如果他在获得自由、获得快乐的同时，不断进取并最终自我实现，以自己的创造和所热爱的职业服务于社会，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呢？
近日，我接到小路母亲的电子邮件：
说实话，这一年里他很努力、很辛苦。我与他父亲同感。很欣赏这一年里的他。现在经常有地方来电话或电子邮件请他拍东西，但是为要学外语，争取出去学习自己爱好的电影，他毅然忍痛割爱。从前他不喜欢外语，现在自觉学习；他以前痛苦抑制爱好欲望，现在自觉抑制。从中我们真正感到电影对他的重要，理解他说过的电影将成为他的生命的含义。同时也看到他的成熟。现在才意识到退学对他来说是一种积极追求的开始。现在我们后悔自己没能早一点从世俗中走出来，没能早一点给他以更多的支持。我们也已经不会在乎人家如何看我们，不会在乎脸面问题。
有朋友对我说：“他敢于放弃重点大学的辉煌，一定会创造更大的辉煌。”我想辉煌不在于名利，而在于人要有目标，在于对目标做最大限度的努力和追求。对父母而言，又有什么能比孩子有所追求，生活得充实、愉快而更感欣慰和幸福的呢？
（文中“小路”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