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是个特殊的家庭，丈夫郭金虎大病后导致双目失明，女儿郭玉珍患类风湿病，至今已有8年。在我们原来所住的那间朝北的11平方米住房里，我长期卧床的女儿做梦也想着能有一缕阳光照进小屋，暖一暖她冰凉的双脚……”6月11日，家住上海闸北区共和新路的居民茅莉君，在上海市推广廉租房大会上激动地述说她家的变化———3个月前，区廉租办将一套21平方米左右的两居室朝南房间配给这个困难户家庭时，她流泪了。她告诉大家，搬进新居的那一天，家里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女儿扶到阳台上，让和煦的阳光照遍女儿全身。

　 今年6月，上海把在长宁、闸北两个区试点了一年的廉租房政策，推广到了徐汇、浦东等另外8个区，并宣布年底推广到全市范围。此举一出，在全国可谓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个拥有规范和繁荣的房市、个人购房已成为潮流的城市，为什么还要推广廉租房？当记者向上海市廉租住房管理办公室提出这个问题时，得到的回答引人深思。管理办的一位干部告诉记者：“一个地方发展快了，弱势群体的利益最容易被掩盖，由于他们与逐步富裕的人群产生的反差变得悬殊，他们所受心理、生活压力十分巨大。解决这部分人的问题，既是弱势人群本身的呼声，也是政府维护稳定不可推托的责任。”他认为，当一座座高楼大厦平地而起，众多的市民选择搬到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时，负责任的政府应该直面弱势人群的困难，不能让城市失衡，出现所谓的“富人区”、“贫民区”。

　 在历史上，解决困难居民的住房问题一直是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头等大事。上海市副市长韩正为此作过统计：1987年，上海宣布解决人均居住面积2平方米以下的特困户，1．5万户住房特困家庭告别了“鸽子笼”；1991年，上海再次宣布解决人均居住面积2．5平方米以下的特困户，3．2万户特困家庭解困；1995年，上海又宣布解决人均居住面积4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7．2万户家庭搬进了新居……10多年来，上海解决住房困难家庭近12万户，受益群众达50多万人。

　 但现在，必须要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办法，来继续推动住房制度的进一步改革。

　 1998年，随着房改的深化，上海开始探索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有生命力的、长效的、面向社会最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制度。1999年，上海在前一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布了深化房改综合配套改革的方案，将建立廉租住房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政策措施。去年4月，上海市住房解困办公室转制为上海市廉租住房管理办公室。韩正副市长特别强调，“面向困难群众、体现政府职能、坚持市场方向、重在建立机制”，应该是廉租房政策的基本准则。

　 剖析上海现在推行的廉租房政策，可以发现它具有很强的市场化操作特征，并有较为完善的“准入”、“退出”和“监督”机制。这个制度要求住房对象具备“双困”标准，即家庭收入低于市民政部门规定的城镇家庭最低生活保障线280元以下，并接受民政部门救助连续6个月以上；家庭人均居住面积在5平方米以下。

　 廉租房的配租方式也有两种：一是租金补贴，给符合条件的家庭一定的租金补贴，按人均居住面积达到7平方米为暂定解决标准，不足部分按每平方米40元给予租金补贴。实际操作中，补贴对象可以直接到市场上去租房屋，区廉租办也可以推荐部分合适房源给补贴对象选择租赁。但不管何种选择，政府发给补贴对象的住房补贴都通过银行专户付给出租人。二是实物配租，即政府以低廉的租金（租金标准按家庭月收入的5％收取），向孤老、烈属、残疾等特殊困难家庭按人均居住7平方米进行实物配租，也就是由各区廉租办寻找合适房源，收购或承租后再直接配租给轮候对象。

　 上海市民周桂珠是4口之家的户主，他说：“我一家4人原先住在14平方米的陋室中，两个儿子还要睡上下铺。在获得租金补贴后，经过街道廉租办的牵线搭桥，我又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租了一间房子，老夫妻俩住了进去。如今，我睡觉都比以前香！两个儿子再过几年就工作了，到那时，我们就可以把补贴的租金让给别的更需要帮助的困难户了。”

　 但推动上海廉租房制度的部门和专家都认为，廉租房并不是又一次福利分房。因为在政策推行过程中，有关部门将对“双困”标准进行严格把关，所有申请廉租房的家庭在经过受理初审后，其基本情况都要在其居住的小区内进行为期15天的公示，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原则。发现申请家庭以不实手段获得配租住房或租金补贴的，区廉租办将收回已配租的住房或停发租金补贴。同时，廉租房也不能终身享用，如果享受廉租房的家庭人均收入连续两年超过本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政府将对其停发租金补贴、收回已配租的住房或者提高已配租住房的租金标准。政府通过这些措施，来鼓励市民积极通过各种就业手段，提高自身生活水平。

　 有人说，上海住房制度的改革，表明了关心弱势人群是我们这个时代推动物质和精神文明重要的一“链”，它体现了来自党和政府的温暖。但更多的人认为，面对房市繁荣背后弱势人群利益亟需关照的现实，魄力和行动才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