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祖籍湖南衡山，1952年生于台湾高雄，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深造，1982年获得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1984年出版《龙应台评小说》，上市即告售罄，多次再版，余光中称之为“龙卷风”。1985年以来，她在台湾《中国时报》等报刊发表大量杂文、小说评论，掀起轩然大波，成为知名度极高的报纸专栏作家。以专栏文章结集的《野火集》风靡台湾，是80年代对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一本书。自1995年起，龙应台在上海《文汇报》“笔会”副刊主持“龙应台专栏”，其《啊，上海男人》、《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等作品在读者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6月23日，龙应台参加了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上海—台北城市文化比较学术研讨会”，并作了《台湾文化政策与世界华文版图》的学术报告。6月27日，龙应台在其下榻宾馆新锦江饭店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我赞成正直的人、有理想的人、干净的人去做官
记者：您以前写文章批判体制，现在您进入了体制（注：龙应台1999年出任台北“文化局”局长）。那么，如果有人写文章来批判您，您怎么看？
龙应台：这多得很哪。台湾现在流行一句话，把原来的“民不聊生”改为“官不聊生”。在台北，官员跟民众之间往往不是一个正常的均衡监督，反而是为官者的人权不被尊重。台北的官员，其实承受着一个巨大的压力，基本上是你早上醒来，眼睛张开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今天会不会被媒体批判。
记者：您现在在里面做事的部门和你原来想象的有什么差异吗？
龙应台：可以说，在这里做事的复杂度和难度，超出我原来的想象。我作为一个学者、作家，永远是一个人的状态，当然不是我原来所能想象的。人与人之间协调的必要性，就是要达成一件事情，80％是在于与人的协调上。这个基本道理，我到50岁才认识到。
记者：刚刚开始做事时那么困难，有没有一种挫败感？
龙应台：常常有，每天都有。第一个是身体的透支。体力的透支，常常使你觉得无以为继。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还包括周末，尽心尽力，等于是整个人都卖给文化局了。这样的做法，体力真的吃不消，这是第一层的挫败，最基本的挫败。另一个挫败来自于———比如权利和义务的界限在哪里等，整个社会都在摸索之中。在这样一个阶段，想做点事情就特别特别辛苦。我常常觉得，我要达成20％的事情，80％要耗费在协调上、误会上。有时候会想，这样的比例，到底值不值得。
记者：您从政快两年了，那么您觉得这两年来，自感最成功的在什么地方？
龙应台：老实说，以龙应台的社会资源、知名度和她不妥协的性格，使得在这一年半中，文化议题成为台湾社会的一个焦点。这个平常大家不会提到，但实际上是非常重要。换句话说，如果这一年半来不是龙应台这样在做，而是一个普通的官僚，那么这个社会就不会把焦点放在“文化建设该怎么样，文化发展该怎么样，文化预算该怎么样”上面，这些问题也都不会出来。
记者：你曾经在演讲中提到：知识分子往往自命清高，但一旦进入权力之后，腐化的速度和别人一样，而且在价值翻转的时候，容易失去立场。
龙应台：这在台湾看得非常地清楚。台湾从一个绝对的威权体制到所谓的解放，而且从前坐牢的政治犯人变成当权者，也就是说执政者下野，反对者执政，这样一个翻转的时候，你就会突然看到一批知识分子，他从前……噫……好像生命非常清亮，掌着自由的大旗，是走在前面的，但是他一旦变成了执政者、当权者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从前的口号其实都是假的，只是夺权的借口，于是真面目就露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失望啦，沮丧啦，被骗啦。退一步来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阶段，整个社会在学习———也许你会发现，自由派不见得自由，保守派不见得保守，这是整个社会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在学习、洗礼。
记者：现在大陆有很多学有所成的非常年轻的学者出来做官，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龙应台：我不能说赞不赞成学者去做官，这都是个人决定。我只是赞成正直的人、有理想的人、干净的人去做官。
记者：您在台湾大学做过一个演讲《政治家的人文素养》，现在您又身在官场，您对身边官员的人文素养作何评价？
龙应台：其实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个所谓的平均素质，像欧洲的城市，它发展文化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那么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官员的基本素质已经相当高了。那么你放到另一个社会，它从一个战争到另一个战争，整个社会从来没有一个喘息的机会来累积它的文化程度和厚度———在那样一个社会，它产生的官员，你可以想象他的气质。
但是其他一方面，政治人物的平均素质，好比说以前的官员，甚至是可恶的国民党时代的官员，知书达理的还是相当多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政治观点，但他们手里拿过的书本的数量和质量，可能都要超过现在的政治人物。所以要问人文素质到底怎么样，真的是很难说。这样说吧，现在官员的知识是增加了，但素养并不见得增加。知识跟素质不是同一件事。知识增加了，素质还可能是倒退。至于大陆，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这还需要足够的喘息时间，来安静地积累自己的文化厚度，而文化是需要安静的。
●我非常非常反对本土文化的无尽膨胀，因为它是排他性的
记者：大家很关心一个问题，就是在您的任职期内———您说过只做一届———台北的文化会向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龙应台：对台北市而言，我曾经打出过两个标语：第一个“文化深入生活”，第二个是“传统开出现代”。这两个大概囊括了台北市文化发展的远景图象。
第一个“文化深入生活”，如果我是巴黎或斯德哥尔摩的文化局局长，就不需要说，因为在那些城市的文化环境和历史条件里头，它的文化是深入生活的底层的。但台北这个城市，看它的阶段发展，前50年日本殖民，后50年国民党执政，60、70年代开始物质温饱了，80、90年代开始考虑文化深度问题，它是这样一步一步、刚刚开始有一点文化的厚度了。因此在这个阶段，讲文化深入生活的意思，是说我们文化怎样从上面那个表层扎到底下去。这是一个方向，所以我会要求我的民族乐团既要在美丽的表演厅演出，也要进入到市民的广场生活。
第二个“传统开出现代”，“开出”是一个动词，是牟宗三先生讲到怎么样保持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衔接点时，他用“开出”这个词，在我的想象里是老树开新芽。在我的演讲中说过，台北是保持中国传统文化较好的一个城市，但同时它又是开放的现代的，所以在我所有的时间里，我都希望传统文化能够逾越生活，能够找回来。但是对所有的现代化，我当然讲得不能太明确，但它的发展有点盲目往前方追赶。我希望看到台北的现代化的根，一定是在它的传统文化的厚土上发出来的，不是无根的追求。这是“传统开出现代”。
记者：台湾的本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将如何处理？
龙应台：台湾的本土文化，其实这个词像一条鱼一样难抓住。如果有人认为他可以用一个框框把这个词框起来的话，那么他的定论绝对是错的。
本土文化，是指在台湾的闽南语文化、客家语文化和原住民文化，可以不受政治的压抑，不受政治的操纵，自然而然地抬头发展，这才叫本土文化。那么这样一个自然健康的东西，当它被政客操纵和利用，把它框起来，它就会变成一个排他性的、自我限制的一个东西，变成政治的武器。对于这样的东西，我们这样的人是不会被骗倒的，但有很多人会被骗倒。所以真正的本土文化意识，它是最健康最有活力的，应该受到鼓励的。（记者：但现实是台湾当局把本土文化抬到了压倒所有文化的高度。）你很难说什么是台湾当局，是指“政府”，还是指当政者？他会有一个倾向，把本土文化窄义地限定，那么这跟我所相信的文化观是背道而驰的。可是当我面对大陆朋友时，我必须强调说，你要了解本土文化那一百年来是怎么走来的，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总而言之，我非常非常反对本土文化的无尽膨胀，因为它是排他性的。
●儒家的温柔敦厚，还是台湾的核心价值
记者：在台湾的青少年中，先后出现了“哈日”和“哈韩”潮流，那么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是怎么样的？
龙应台：台湾的青年人原来“哈日”，现在又“哈韩”，连韩国都哈了，这一点我不像其他人那样紧张。其实在西方的文化圈里，像德国、芬兰、瑞典等，青年人也都是“哈美族”多，因为美国文化的绝对强势。
我比较忧虑的是，大人你不能只是一味地批判青年是哈日还是哈韩。可能我们这些大人要自己质问自己，自己的教育系统、资讯系统、休闲系统和文化系统给青少年提供了什么样的可能性。因为孩子们变成哈日哈韩族，跟你所创造出来的环境有绝对的因果关系。比如说台湾的青年人哈日哈韩，这里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传统很辉煌，但教育者没有让青年人感受到这种辉煌。
记者：您说过，台湾是保持中国文化最好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出现的青少年哈日哈韩潮，该怎么理解？
龙应台：这需要深刻地比较。台湾的青少年一方面哈日哈韩，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传统在台湾还相当完整，这是潜移默化的一个东西。比如说，什么是文化的传统，儒家的温柔敦厚，这在台湾还是核心的价值。比如尊师重道，比如经典的《论语》，这些在台湾都还保留着。不要忘了宗教信仰，台湾人相信头上三尺有神明，就跟儒家的“慎独”一样，这些道德规范都还在。台湾还有非常广泛的儿童读经，就是到周末由父母牵着幼稚园的小孩，到孔庙去读四书五经，父母都引以为荣。我以为在这些方面，并不跟哈日哈韩相悖，都是同时存在的。所以我并不过于忧虑。
记者：现在大陆兴起留学热，很多孩子都被父母送到国外去了。但是另一方面反馈回来的信息是，那些呆在国外多年的的留学生其实生活得很痛苦，没有根的感觉。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龙应台：这个过程台湾也经历过。主要是在60年代，台湾的知识青年弃“国”而去，那时的台湾是个精神文化贫乏、政治控制相当严格的社会。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一方面当你自己的母国进步到一个程度时，这些留学生回来就有所用，就会回流；但是当你这个社会不进步的话，他就永远不会回来。所以当大陆越来越发展时，它的回流就越来越多，比如上海就是这样。
第二个，中国这个历史环境，给了我们的人民太重的母国意识。你带着5000年的母国意识去留学，那么99％的人会痛苦的。换句话说，如果母国意识不是那么重，你本来就是一个轻轻松松的人，那么当你到巴黎去留学，跟你上海人到北京去的感觉差不多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痛苦。
●华文的文化圈，应当在这一个世纪对世界作出贡献
记者：在演讲中，您主张“人人都有平等的文化权”。这种提法是比较少见的。那您是怎样去把握、推动这个工作的？我觉得您骨子里有一种以民为本的意识。
龙应台：对，就是民本意识。台北是一个真正的市民社会，这个概念还不是掌握得很好。也因此，像我这两次的演讲，有相当大的重点是放在这方面。我这次来沟通，希望给大陆的读者、文化界、官员带来一个重要信息———以民为本，平等的文化权。
在台北，我现在也是在努力推进这项工作。这方面，我只能先把观念打出来。比如说儿童，儿童在所有的群体里面这方面都是弱势的，不会自己站出来说我要儿童剧场，他没有这个能力。台北市现在在做的是，我们在南北各筹建一个儿童剧场。然后通过学校、教育局的系统，儿童可以由老师带着，在周末去美术馆，去音乐厅。我让我们的交响乐团、民族乐团提出计划来，每一年定期地到学校、社团、广场里演出，它如果想到菜市场里演出都可以。那么到时候，希望他们安排儿童、老人、贫苦的人、智障者等等来看演出，因为很多贫穷的人，让他们买票去音乐厅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彩排的时候可以全部开放。像谭盾上次来台湾指挥《卧虎藏龙》音乐会的第一场演出，票价一张就需要2000块台币。所以我就跟谭盾商量好，在他正式演出前的彩排上，我们特地去邀请了台北市最底层的清洁工、智障人士等弱势群体。像这样的做法，就是要把观念先打出去。
记者：您这次来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促进两岸文化交流，建立一种机制。据说，台北专门为此建立了国际艺术村，您这次来是否会邀请大陆一些学者艺术家过去？
龙应台：这次我和上海方面接触，他们也认同我的理念，就是城市走在国家的前面，文化走在政治的前面，然后两个城市间应该扩大交流，这些原则我们谈得相当的愉快。我相信，华文的文化圈在这一个世纪，应该对整个世界文化作出贡献来。这次来投石问路，就是说我很愿意促成这样一个环境的出现，哪怕是一点点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