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在公共场所大声打喷嚏？

　 为什么不能在公共场所做广告？

　 1998年，在芝加哥市中心，我面对很纯粹的大街颇感疑惑，于是问美洲办事处的负责人David：为什么街上不见一个广告牌？他曾是跨国石油公司的市场部经理，我想该会从市场学、营销学的角度给予解释吧，谁知他边开车边扼要地答道：“这是大家的地方，不能专为一两家公司用。”我听后有点失望，也略有所悟。此后，这“大家的地方”的问题便一直困扰着我，前些日子听闻北京天安门广场再度出现规模不小的汽球广告，更令我深思。

　 东西方对此的认识存在着很大差距。比如在餐厅，咱们大呼小喝，吵闹非凡———既是大家的地方，我当然有享受的权利，不用白不用；相比之下，欧美的餐厅一般安静得多（中餐馆例外），只有叉碰碟的声音，喝汤也不喝出声音———既是大家的地方，我只是一小部分，不能影响大多数人。咱们的草坪，若没人清理很快就脏了；西方很多公园是开放的，但小道上、草坪上一直保持得干净。再比如打喷嚏，打了就打了，上下通气嘛，西方人却特讲究，打之前把嘴捂得死死的，完了事还不断说对不起，像做了什么伤天害理见不得人的事，我有过敏性鼻炎，有时一天打几十个，在国外就加倍难受。

　 面对风景名胜的墙壁或竹子上刻的“××到此一游”的手迹，我一个劲猜想：他们是为了让后来的朋友看呢？还是过两年自己回来欣赏？好像都不是。我于是怀疑咱中国人是否对“大家的地方”有种天然的占有欲，天上的飞鸟，林子里的走兽，河里的王八，见者有份，直到放到兜里，吃到肚里心才踏实，要不然把他糟蹋了谁也别想占。这一点连有文化的读书人都不能免俗，不信到名牌大学研究生宿舍的公厕看看。有这样的观念和群众基础，滥砍滥伐滥牧滥采，往天上放黑烟，往水里倒脏水才如此理直气壮。当对这些已经司空见惯，熟视无睹后，忽然在芝加哥城边看到清澈见底的湖水，我才会感慨不已。

　 作为市场研究工作者，平时自然会多留意身边的广告现象。大街旁的路牌上，护栏上，车身上，大楼的整幅墙面上，高速公路上，十几米的美人搔手弄姿抢夺着司机的眼球，挺公共的地方成了私人的领地。十点后的电台都在谈男人和女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炎症。电视是一种更大范围的“大家的地方”。广告一出街就成了大家的了，它会在人们吃饭时，聊天时随时跳入你的眼帘。相对国外大多富有创意、温馨、幽默的作品，我们那些重复喊口号的、模仿的、庸俗的东西就显得更私人色彩一些，不缺普度众生的豪气，舍我其谁的霸气，却少了点公众面前少卖弄的谦虚和对所有人负责的社会责任感。大众媒体是“传播系统”，同时又是“不沟通系统”（system of non－communication），不管是广播、电视或报纸，都是单向演说式的霸道行径，只管自己说得痛快，哪还在乎他人的感受。

　 “大家的地方”，从社会学的角度，可以叫公共空间，其实它还有其他的存在形式。路克（LukeT．W．）指出空间在人类文明中有三种状态：一、有机的空间秩序，这是最原始的空间形式。二、工程的空间秩序，人工的规划和技术，重塑了空间的呈现。三、模控的空间秩序（Cybernetic Spatial Orderings），空间形式由先进的大众传播、电讯科技、网络及虚拟现实等技术，重建了时间和空间的关系，在人工化的电子传播中重建了空间认同，在模拟实存的空间之外，更进一步在没有实体空间的状态下，塑造了人的空间感。不断创新的资讯和电讯传播科技，也在打破着传统社会空间中的地域感知和界线。特别是电脑网络空间结构，让人在内外公私之间，将“场所”和“空间”的公共性混淆了，如卧室、厕所都是很“私人的地方”，可一旦连网，进入BBS，则成了“大家的地方”的一部分。

　 2000年，我去纽约拜访客户，在人来人往的曼哈顿大街，我又想起这个问题，于是问David：“难道当地政府不想在此立些广告牌赚点钱吗？”问这话时我想象在街口立一巨大的壮腰补肾口服液广告牌，想象自由女神手上燃烧的火炬闪动着火腿肠广告，那会是怎样一种轰动情景。他的回答却出乎意料：“政府已经收税了，不需要在这里赚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