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上大早，英国BP石油公司的新闻处负责人打来电话说，该公司将于下午举办一个重要的新闻发布会，介绍该公司近期的主要活动。BP石油公司是巴库—杰伊汉石油管线的重要投资公司，它的一举一动自然引起了当地新闻媒体的关注。

　 当我来到新闻发布会现场时，这里已经来了许多老熟人，大家相互问好并交流着自己的新闻信息。我也试着用刚刚学会的两句阿塞拜疆语和当地的记者打着招呼，遇到“老外”则偶尔来上两句英语，而要是谈“正经事”当然就用俄语了。新闻发布会为出席的记者准备了阿语、英语和俄语的书面材料，而当新闻发布会正式开始时，我却没有听到一句俄语，整个新闻发布会除了阿语就是英语。这是我来巴库一段时间以来第一次“真正”感觉到我是在阿塞拜疆，阿语才是官方语言，而俄语只是通用语。

　 其实在外高加索3国中，阿塞拜疆的“俄语境况”还算是好的。如果说走在巴库的大街上，与你擦肩而过的人们还是在用俄语交谈的话，那么在第比利斯的街头能听到几声俄语就会让人“兴奋”一阵子。据说，第比利斯市政府有规定，在饭店、商店、公共汽车站等公共场所的明显标识必须用格鲁吉亚语。而据乌克兰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俄语部今年年初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乌克兰新一代青年人的俄语水平仅停留在“日常会话”，已经基本读不懂俄文的文学作品了。这与前苏联刚刚解体时俄语“行遍”独联体相比，不能不叫学俄语的人感到一丝丝的“失落”。与“蒸蒸日上”的英语相比，俄语正在失去往日的辉煌。

　 俄语作为俄罗斯联系独联体各国的一种特殊方式，现在正面临着挑战。面对这不可争辩的事实，俄罗斯也在千方百计恢复俄语昔日的地位。2000年底，俄罗斯副总理赫里斯坚科就曾表示，俄罗斯政府将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办法促进俄语在独联体各国的使用和推广。他说，俄语区的缩小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俄语曾被斯大林称为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动听的语言”。曾几何时，有人说俄语为“共产主义语言”，“不掌握俄语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列宁主义者”。

　 在前苏联，所有的儿童必须从二年级开始学习俄语，或作为第一语言，或作为第二语言。俄语也是前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学校里惟一的教学语言。在俄罗斯共和国约有75％至90％的非俄罗斯族儿童就读于俄语授课学校。在其他加盟共和国内，就读于俄语授课学校的非俄罗斯族学生也占很大比例，大约是当地俄罗斯族学生的3倍。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等加盟共和国，非俄罗斯族学生与俄罗斯族学生的比例是2比1。

　 语言是民族形成及存在的重要标志之一，语言问题是民族独立和主权的一个重要方面。苏联解体前后，各加盟共和国围绕民族语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长期以来民族语言地位低下、岌岌可危的状况造成民族心理的严重受压抑，人们时时担心失去自己的民族语言（也包括民族的地位和尊严）。在各种宣传媒介上，在群众大会上，在议员们竞选的演说中，为民族语言而斗争成了最热门的话题之一。语言问题在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特别在摩尔达维亚和格鲁吉亚表现得尤为尖锐，一国的居民被分成了“基本的、当地的”和“讲俄语的”两个营垒，还实施了一些带强制性的措施以改变原来的语言状况。

　 而这场斗争的直接目标就是使自己的民族语成为国语或共和国语。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的最初阶段就纷纷通过了自己的语言法，以保证优先发展共和国语言，扩大其使用功能。对于“说惯了”俄语的人来说，这种转折是艰难的，甚至是痛苦的。分析家认为，实际上，要想在短期内使这些语言达到“国语”水平并在全国或自治共各国中推广，专家们还面临着诸多方面的艰巨的工作和必不可少的财政支持。不过，现在在外高3国的青少年中能说一口流利俄语的人已经不多了，而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年轻人却不少见。真不知数年以后，我们报社再向外高派俄语记者还行不行得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