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在真诚劳动，一方在假冒伪劣，这就是当前学术界的现实。”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玉圣对记者说。
连象牙之塔里学术界也不干净了，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上至名牌大学校长、院士，下至一般研究生，造假者越来越多，胆气越来越足，社会上鲜活的这全有，论文敢抄，数据敢伪造，假论文敢发，整本书都敢掠为己有，名家的敢偷，洋人的敢剽，评奖方面更是乌烟瘴气，裙带关系，收贿送礼，近水楼台先得月，评奖的学术委员会主任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自己的著作评头奖……这一切使中国学术界在全世界面前黯然失色。”
38岁的杨玉圣10年前就撰文批评《移民与近代美国》一书为抄袭之作，被称为中国学术打假第一人。以后他一直不停地针砭学术界大多数人都睁眼闭眼的学术腐败，今年2月他又自建学术批评网，与全国各地有志打腐的学人互通声气，联手抨击。当然他自己也遭到“报应”，被权威报复，被帮闲忌恨，学术批评文章被斥为不具学术性，该评到手的职称迟迟不见……
形形色色的学术腐败
在北京西三旗的高教宿舍，杨玉圣躲进小屋成一统，他白日骑车去北师大教美国史和世界史，晚上评人评书经营他的学术批评网。
他总结多年来的苦斗见闻，对记者说，学术腐败花样繁多，越来越盛，但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低水平重复，其中以高校教材、教参最为显著。
二是粗制滥造，这以形形色色的辞书最具代表性。内容上粗制滥造，种类上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但大都是将现成资料颠来倒去、加减乘除。
三是泡沫学术，有的中青年人动不动就号称出了三四十种书、发了二三百篇甚至三四百篇论文。山东某经济学院的一位副院长一年申报的所谓科研成果竟达“1300万字”……这些靠盗取剽窃来的、或者是毫无建树的所谓学术论文、专著，实际上却差不多都是学术垃圾。
四是假冒伪劣，许多院校科研部门，为了评高级职称，托人情，拉关系，甚至花钱雇人写文章……山东某大学科社系有一位想评博导的人，拿别人在《光明日报》上发的文章，换上自己的大名，复印多份，差一点弄假成真。
五是抄袭剽窃，这早已成了学术界最大的公害，有人称之为“学术蝗祸”，泛滥之广，已近法不治众的地步，从小学生到科学家，无不暗中行之。有学者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都没有羞耻感了。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教授在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小组会上指出：抄袭剽窃不治，学术将完。
六是评奖立项上的腐败，大家都知道朝中有人好做官，评委会里没人，文章写得再好，书出得再精也白搭。
还有一种影响很大的恶行，杨玉圣没有提到，就是一些在国外的学人，打着报效祖国的旗号回国来骗。6月25日，这方面打假的第一人方舟子的新书《溃疡———直面中国学术腐败》发行，在发行仪式及学术腐败讨论会上，与会者高度评价方舟子屡屡揭穿留美学人的回国行骗———明明是一般技术人员却吹成这主任那教授，活脱当代“克莱登”；明明是不值甚钱的一般产品，却吹成“在世界上独一无二”，意在弄花官员眼，敛到大钱；明明已被国外科学家给以否定的“核酸”，却拿回国做商业炒作，在报刊上做貌似艰深的解释……
方舟子自办的打假网站也得到了众多在外学子的热烈响应。一位美国留学生在网上写道：“当年刚来美国时，听到一句话：‘黑人抢，墨西哥人偷，中国人骗。’心里颇不以为然。后来就渐渐听说不能从不认识的中国人手里买旧车一类的事，中国店里买来的食物，也往往离标明的保质期还有一个星期就已经坏了……现在问题是这帮人又涌回国内骗还没富裕的同胞，昨天看到方舟子揭露一个胡吹自己24岁就成了哈佛博士的人，这个人说要给西湖旧貌换新颜，不知道杭州市已经给了他多少银子……”
“学术剽窃已法不治众”
抄袭剽窃是学术腐败中最突出的问题。杨玉圣在他的网上写道：“90年代以来，此类丑闻不绝，大有风火燎原，越演越烈之势：从地域上看，全国任何重点大学，任何重要的研究机构都不可免俗，从内容上看，除高校教材、辞书暴露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外，学术论文、专著、博士学位论文都有份。从抄袭者的情况看，不仅一般中青年人抄，老年人也抄，不仅无名之辈抄，业已成名的人也抄。不仅有学生抄老师的，也有老师抄学生的。最不可解的是被众多专家学者指认、并写文公布的抄袭者，除个别倒霉蛋外，大都官照旧当，职称照提，教授照做，博导照当。”
对于中国学术界抄袭剽窃成风，许多学人痛心疾首。“你知道吗？”杨玉圣对我说：“有的大学甚至被称为‘抄袭大本营’。”
“侵袭之深，前所未有！”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陈启伟感叹。
过去抄袭者大多数还是有愧疚之心的，本来人数就少，而且一经揭露，抄袭者在学术界立即声名狼藉。现在抄袭剽窃者的猖獗张狂之势令人愕然惊心，许多大学的研究生做毕业论文有一半以上是抄来的，被抓住的很少。有的人东窗事发，人赃皆获，却百般刁辩而毫无愧色。
刁辩者用的最多的一个理由是，引用材料忘了写出处或加注释了。《史学月刊》副编审周祥森在杨玉圣的学术批评网上写道：
“在国外，运用一个新术语、新概念、新名词，都要注明首次使用为谁，出处在哪里。读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一点。马克思的《资本论》每一条材料的运用、每一个概念的使用、每一个观点的学术演变都做得无懈可击，就是因为他对自己使用的概念、所受启发的观点都用注释等方式说明来源，从不抹杀前人的劳动成果。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治学方法。尽管他们对于前人从来都是采取批判的态度。”
而150年后，许多中国学者还没有进入这个全世界通用的学术规范中，许多人从没有受过加注释这个学术最基本的训练，加上有意剽窃，抓住了就说忘了注释，抓不住就是自己赚的。
南京大学教授任东来在十几年前就撰文说：“到处可见泛泛而论追求时尚却无多少新意的‘学术著作’……几乎看不出一本有何突出贡献。意味深长的是这些学者们很少注明他们所依据的材料出处，更不开具参考书目，似乎这样洋洋洒洒的大作无一字一句不是他们天才的创造。但当你把这些同类性质著作对照时，西洋镜就被捅破了。原来这是一种你抄我、我抄你、大家抄国外、一起抄马列的‘学术’。”
“不用说本科生，就是研究生、博士生，也有相当多的人分不清适当借鉴、征引与抄袭剽窃的区别。无论如何这是我们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的败笔。”杨玉圣说。
当然还有另一种剽窃，有人指出，学者抄袭只不过是学术失范中最突出的例子，但还有更多的人们习以为常的失范，如那些以各级官员领衔主编，大小文人尾随其后，动用财政或其他公款制造的包装华丽的文字垃圾（从其他的文字垃圾那剽窃来的）还少吗？
杨玉圣和方舟子揭露的剽窃做假案
每个被采访者都能随口对你说出一串学术腐败的新闻和故事，其中许多被整个中国学术界（不分文理工）当作笑谈。记者采访杨玉圣又听到更多的“故事”：
“北京某重点大学的副校长年轻有为，留洋归来，前途看好，可是1996年，突然被荷兰出版的《植物分子生物学》杂志指控：该先生和另外几位先生发表的一篇论文，与一位加拿大生物学家发表在美国《理论与应用遗传》杂志上的论文有“相似性”。抄袭传闻立刻在国际学术界传开，也引起国内学者的注意，中国科学院两位‘好事者’李佩珊、薛攀皋拿来两篇论文对比，发现这篇受到国家高技术863拨款计划资助的论文在主题、方法，甚至摘要、导言部分都与洋人的那一篇相似，‘相同处可达三分之一以上。’（见学术批评网及《是英文问题，还是科学道德问题？》、《书的学术批评》一书）
“原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潘国和原是一个中学化学老师，进入法学界不到10年，出专著近10本，论文一大批，著述总共达上千万字。专家评述他的10年‘抵得上一个师出名门，用力甚勤的天才的一世成就’。更让人吃惊的是，他的著述是在同时担任三个学院院长、公务繁忙中完成的。对此潘国和的解释是，他‘非常勤奋，10年来忙完公务，便专心读书著述’，‘每天熬夜到晚上两点左右’。然而《南方周末》披露，某讲师的7篇论文被潘强行拿去冠上自己的名字发表，某老师的论文被一字不差地搬入潘国和的著作，该老师却说‘我愿意’，称之为‘资源共享’。还有其他老师的论文论著被拿去，但他们多保持沉默，因为‘潘在法学院根基很深’，被人称为用权力写作……这位院长1994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专著《分类改造学研究》，整本书与1992年同一出版社同一责编出版的《分类改造学》大部分文字一样，而且大量章节抄自《犯罪学通论》、《女性犯罪学》等国内名家著作。”（据杨玉圣学术批评网和杨守建《学术出版界面临的紧迫问题》一文，刊于《学术界》2000年第六期）
在杨玉圣打假的同时，方舟子也屡屡施展，他除了坏“留美学子报效祖国”的好事，也是踢国内场子的好手，他和杨玉圣不约而同披露：
“去年年底，北京一个非常有名的工科大学校长被世界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指控抄袭，并宣布对校长等4人的处置决定：一年之内禁止在该协会所属的任何刊物上发表论文，并且正在审查的论文如有4人之一的名字立即撤掉论文……
“实际这位校长虽有责任，但并没有亲自剽，是他带的博士生把几位国外学者（有一位是香港人）的文章移花接木到自己的博士论文上，把导师的名字署上，发表在学报上。校长指导论文不察──许多学者说这暴露中国高等教育的一弊端：作毕业论文的不老实，指导毕业论文的敷衍了事。
“IEEE是国际最大的专业工程师协会，每个国家都有如云的会员，消息被人们口耳相传。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大学校长还是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理事长和中国高等学校知识产权研究会理事长。”（见《溃疡———直面中国学术腐败》一书和新语丝网站）
方舟子着力揭露的另一起是合肥工业大学博导杨敬安教授抄袭洋人案：
以色列Weizmann科学研究所的Ronen
Basri博士的一封电子邮件，“指控合肥工业大学人工智能应用研究室主任杨敬安教授抄袭他们的论文”。杨敬安在IEEE的智能机器人和系统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完全抄自他199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
留美学子方舟子及其他专家特找来两篇论文逐字对照，发现“杨敬安只是删除了括号说明和一个逗号，拼错了一个单词，其他字句完全相同。”“最可笑的是，原始论文中附了几张办公室照片，以说明不同的视野模型，那些办公室一看就是美国大学的办公室。杨敬安的论文竟然把这些照片全盘复制了过去。我估计他在抄的时候连想都懒得想。”因而方舟子称其为“迄今所见的最大胆的学术抄袭”。
方舟子还发现他抄自同一文章的另一篇论文，因而怀疑这位长期穿梭国内外，在多个国际学术组织兼职，带过十好几个博士的教授发表的140多篇论文有不少有问题（后来果然许多学者又发现他数起抄袭另外洋人的论文）。
杨敬安在中国科大BBS上辩称：以色列的Basri是他在美国指导的一个博士，文章由双方合作完成，Basri在论文中没有署他的名字本身就是错的，他正在与Basri联系……方舟子却查明：Basri的论文1992年9月就已发表，而杨敬安1992年11月才到美国做访问教授，而且Basri是在以色列读的博士，杨敬安去美时，他已回国，两人根本没有在美照过面。
Basri在电子邮件中安慰中国人：“你不必太担心，一名道德败坏的中国人不会弄脏10亿其他中国人的形象。”（以上见新语丝网和《溃疡———直面中国学术腐败》一书）
杨玉圣的网和方舟子的网成了揭丑台，谁被弄到上面都要掉一层皮，出三身臭汗。就像上海的学者江晓原说：有这个网好，那些有心作假的人多少要顾忌一下。
上海复旦大学教授申小龙可能是被折腾得最多的一个，他的“青年才俊”、“语言学家”的光环在杨玉圣的网上和笔下被揭，由此引发更多的学者揭批打假，申小龙也因而被揭得精光，博导和教授的帽子也丢了，也被从评奖名单中除名。杨玉圣对记者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伍铁平揭露：“复旦大学博导申小龙的《语言的文化阐释》一书40％（约160页）是抄自维科的《新科学》、康德拉绍夫《语言学说史》等近40名中外学者的著作，此后申小龙又把这本书添头去尾跟另一部书合并拼出《文化语言学》一书，仍充满了抄袭和任意改动原书原句以至弄错的部分。有许多抄袭他人著述和译著的段落在此书中已是第三次或第四次原封不动地剽窃。这等于改头换面（内容不变，只是改变章节名称和次序）一稿五投或多投。我们只抽查了5本书。如果普查他的据说数年内竟出版了几十本的全部书籍，恐会更多。”
杨玉圣打假的阵地是网站或是刊物，打假的武器是书评或是对书评的评论。当别的学者有打假动静时，他闻风而动，鼎力支持：
“留德归来的上海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哲学》主编张汝伦写了《历史与实践》一书，学界反映不错，浙江大学教授孙周兴说，他对这本书印象不错，他曾写道：‘在我的印象当中，张汝伦是一位严肃的学者，在学术上经常表现出凛然不可犯的样子，学风应该是正派的’；孙周兴应张汝伦之邀为《历史与实践》写过肯定性的书评，说‘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也是我国哲学界最近几年里贡献出来的少数比较扎实的成果之一’。
“但是孙教授事后被北京的一位学界前辈告知该书“是从德文版《哲学历史词典》里抄下来的”，后来孙教授有机会在德国亲自将《哲学历史词典》第7卷‘实践、实践的’条目与该书第2章‘实践哲学’的有关部分加以对照，白纸黑字，得出如下结论：《历史与实践》并不是张汝伦教授的‘著作’，而是一本‘译作’，或者充其量也只能说张汝伦教授‘编译’的。‘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张汝伦教授在《历史与实践》中极少引用中文资料，而罗列了几百种自古希腊至20世纪的西方哲学原文文献，并不是因为他真的读过这么多书，而是因为他这本书是抄袭的，抄的是外文资料，连引文和注释也一并抄了下来。’
“张汝伦对孙周兴的批评没有‘哪怕一点认错的表示’，写了《批评的悲哀》答辩：‘除了《实践概念和实践哲学》这一节引用了《哲学历史词典》的一些材料外，《历史与实践》与《哲学历史词典》没有任何关系’，‘由于其时已回国，手头找不到《哲学历史词典》一书，无法注明它的版本及出版地点和出版日期，也因为这个原因，未能将它列入参考文献。’”
杨玉圣认为“这些说法难以自圆其说。且不论《哲学历史词典》在北大图书馆等均有收藏，查阅不过举手之劳。退一步即使中国压根儿找不到这本书，在当今资讯手段（传真、电子邮件）如此发达的情况下，快速地查到《哲学历史词典》这本有广泛影响的权威学术著作也是轻而易举的。如此欲盖弥彰，反倒暴露了马脚……”
杨玉圣还对记者说起几起更不堪的案子，如大学教授抄袭研究生论文案和伪诈出书案：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某教授撰写《竹木春秋》一书。出版后数位专家公开撰文七八篇，批评其存在大量的硬伤和大面积抄袭现象，把该书大肆抄袭未发表的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的事实揭露出来。这些书评文章都发在评奖之前并广为学界所知，但有如此严重问题的图书竟与《陇文化丛书》一起获得中国最高规格的图书国家大奖──2000年‘中国图书奖’，令学人大哗。
“武汉大学经济学院某教授，为了破格提成博导，伪称写了一本《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到商务印书馆骗得一纸出版证明，然后在各报社骗发了6篇书评，用这些材料评上教授和博导。后来商务的领导见到武大的人问，你们那个谁的稿子怎么还没送来？武大人说，不是书都出了吗……这才露了馅。该人教授和博导帽子全被掳了，带着一家人到了国外。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某教授来得更奇，他不仅伪称写了一本书，而且还用电脑模拟了封面等，用这本虚拟的书竟然获得学术奖。”
评奖和立项对学术良心的扭曲
除了剽窃外，评奖和立项（争取研究课题立项）中的腐败也为广大学人痛恨。尤其是评奖，各种顺口溜在人们口中传，如：“评奖就是评委分赃，你给我，我评你，剩下十之二三，再拿来装门面。”
去年，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赵林、彭富春三位教授著文痛陈湖北省哲学（1994－1998）优秀成果评奖中的腐败现象，“在这次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从评审的结果来看，评委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彼此关照、利益均沾、互投关系票，已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在一次评奖的高级别奖项中票数如此集中在评委和某个身居高位的评委的弟子们身上，即使在目前腐败成风的学术界也是少见的。
“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哲学一等奖正如湖北省哲学评奖组长一职一样，历来都是×××的专利。在上一届的评选中，他的一篇反‘和平演变’的辅导报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党的事业》获得哲学一等奖，当时他是哲学评奖组的组长。在本届评奖中，他获得一等奖的是一篇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情况的讲演词《中国当代哲学回顾与展望》……”
杨玉圣对记者说：“其实，三位教授等在这里指出的不过是学术腐败冰山之一角，试想现在的学术评奖中，哪一省，哪一部门，哪一类奖项又不存在诸如此类‘自评自’，‘裁判员下场踢球’的恶心现象。”
记者在反学术腐败的另一主力网，中华读书网上看到安徽某教授写道：“笔者有幸多次担任所谓评委，对评奖内幕略知一二，首先评上较高等级奖项的一般都是这些专家本人的成果，其次是他们的熟人、朋友、同学或自己的学生、老师、上级等，再次才由其他人瓜分剩下的残羹剩饭。这些评委的评奖方法不是认真阅读原著，也没有时间去阅读堆积如山的原著，而是根据作者本人所填内容胡乱打分。这种方法评出的成果多为平庸之作，少有创新之作，还有许多就是泡沫成果、文化垃圾。可笑的是评奖结果一公布，下面便奉若“圣旨”，增加工资，扩大房子，安排孩子……”
有鉴于此，已有不少学者呼吁“学术评奖应当缓行！”比如《史学月刊》副主编李振宏教授呼吁，“中国当代的学术心理需要净化，各种公私奖项可以休矣……任何一次评奖，对于权力和权威、对于那些传统的评委都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学术的发展，除了败坏其声誉、玷污其圣洁之外，谁还看到了另一方面的价值或意义？哪一次评奖曾激励过学者们的心灵？哪一次哪怕是再重大的学术成果奖真正调动过学术研究的热情？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一个追名逐利、不顾廉耻的时代，一个盗用公平之名而肆意践踏公平原则的时代，一个被所谓项目、奖励扭曲了学术良心的时代，把有限的外部资源用到助长学术腐败之风上去，总不免使人感到遗憾。”
与评奖的腐败很类似的是申报课题，争立项目，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一丁说：就像一个女人还没生小孩就申请营养费一样，说我生的小孩将来要当国家主席，或者将来智力可赛过杨振宁……然后叫评委打分，根据吹牛程度，发放不同的数量的营养费。听起来荒唐可笑，而我们每年申报选题和经费确实是干着这种荒唐可笑的事。而且在当前这种学术道德败坏的情况下，不少申报的人把自己的选题暴露在评委面前而被窃取。有的为了争到项目和经费而找门路、送礼品，更加败坏了学术空气。学术史表明，真理开始往往在少数人或个别人手里，如果一个创新课题未出世就被同行专家认可，它还有什么创新可言？
杨玉圣说：“基本上每一个系、所为争一个重点工程、重点系科，以便得到政府部门的资金倾斜，都费尽心思，于是造假、送礼、走关系……无所不用，名曰‘钓鱼工程’。每年到学术评审、项目评定时，一些管学术的政府部门前就门庭若市，每个学校都派人到北京来运作，为自己学校争项目争资金。过去是送礼，现在是送钱。严打后，有的不敢收钱，就送数万元的笔记本电脑，美其名曰是让审官们看材料方便。”
因而学者刘大生在《社会科学论坛》上写道：“有项目的学者是个宝，没项目的学者是棵草。高学位、高职称是得到政府项目的前提条件，关系、门子是必要条件，舍得花钱是重要条件，选题四平八稳是根本条件。”
学术腐败的肇因和救治
这么严重的学术腐败，何以造成？众说纷纭。
杨玉圣认为，官本位取向是学术腐败最大原因：“三四十年代大师辈出，百家争鸣。主要因为那时学术没有各种官本位思想的干扰。而现在学术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没有专注于学术，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学术之外，关注行政上的官职，有的系有官职的差不多要占一半强。以我们系为例，35个能干活的，85％是各种不同的当官的，他们要上传下达，要减免工作量，还有各种津贴优惠。总之，各种奖励和评职称政策都鼓励你做官，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官，这与三四十年代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与国外大学经常是一个正校长一个副校长、一个系就一个兼职主任一个秘书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学者们也注意到中国知识分子太聪明了，娴熟于人情世故，少有出于公心为公益事业服务的人，“我们缺少基本的伦理操守，一言一行一点都不比庸常市民高”。
怕，也是许多学者都提到的，学者们怕很多东西，怕会失宠于强权，怕得罪学术机构，怕众叛亲离开罪于师友同行，怕遭到学生报复（看破学生论文造假也不敢吭声）因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许多学者羡慕他们自己在国外所经历的：
“大家都有一种责任感，非得把做假的打下去而后快。我在美国做博士时，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个博士做假，发现后，大家像打过街老鼠一样，不仅那个博士被打下去了，还连累那个没干系的校长也当不成了。”
“美国人对学术剽窃的惩罚是十分严厉的，而学生时时刻刻都接受着知识产权意识的熏陶，即使是上课发言和写作业，也要把别人的成果一一说明。而我们这里这种意识是非常薄弱的，我在上大学时，从没有见哪个老师要求我们回答问题时采用别人的观点必须说出出处的。所以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培养若等到学生做完毕业论文时才去强调，恐怕已经晚了。”
没有信仰，没有一以贯之的理念，没有逻辑的一贯性，也被认为是学术腐败的肇因之一，甚至可能是最根本的肇因：“立场像陀罗一样转动，昨天讲人道主义，今天讲‘内圣外王’；昨天盛赞陈独秀、胡适之，今天又痛贬陈、胡而大讲儒学‘高卓的道德境界’；昨天讲马克思早期思想，大讲人的自由，今天讲‘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必须在信仰儒教的前提下来加以解决’；昨天讲自由主义，今天讲道统论；昨天还在以‘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贵族’自居，今天又讲要‘敢于把信仰信义全抛开，赤裸裸地谈功利。’”
对于救治，南京师范大学刘士林教授最推崇一种牺牲精神：“宗白华先生曾十分动情地说，他最佩服的是古印度学者的态度，最敬仰的是欧洲中古学者的精神，前者是‘绝对服从真理，猛烈的牺牲成见’，后者是‘宁愿牺牲生命，不愿牺牲真理’”作为对比，刘士林说：“我们学术的第一原则正可以说是‘猛烈地牺牲真理，绝对服从利害’……这只能归因于实用主义真理观对中国学术环境剧烈污染，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国学者人心在世纪末的急剧退化……如再现实地追究其原因，这种甚嚣尘上的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和功利主义的学术风气，也可以说主要是由当代学术体制一手造成的。例如从这个体制中生产出来或走向完善的诸如核心期刊、职称评定、社科奖励和项目资助等。由于它们从体制上把更多非学术的实用主义原则凌驾在知识生产系统之上……”
一些学者认为学术界很难独立于社会大环境而独自清洁，因而不同意“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是最大的腐败”的说法。对这种说法，有人不赞同，著名学者陈平原说：“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领域，都存在着‘假冒伪劣’———这话没错，但不应当成为中国学界自我开脱的理由。因为一般人眼中的‘大学教授’，知书达理，清高廉洁，其人格与操守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的楷模。”
陈平原认为“学为政本”，即学术界应该是道德的最后底线，而不能解释为学术腐败起因于官场腐败。
方舟子也认为国内有一种宽容学术腐败者、刁难揭露者的风气，这比腐败本身更可怕。他在网上和他的书中说：“国内有一位有点名气的学者就亲口对我说：官场都有腐败，学术界能好到哪里去，你为什么不能对学术界宽容一些？更有人干脆指责说：你有能耐去抓贪官污吏呀，跟大学老师过不去算什么本事呢？这就好比说，如果有人放了火，趁火打劫理所当然；而如果你没有能耐去抓纵火者，就不应该去抓趁火打劫者。
“学界竟有这样的舆论，当然是趁火打劫者到处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