浑善达克沙地是我国十大沙漠沙地之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高原中部，东西长约450公里，总面积5．2万平方公里，属温带半干旱区。

　 当前，浑善达克沙地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是固定和半固定沙丘的活化。该沙地是我国沙区最大的风区之一，全年盛行西北风，冬春季风强而多，四五月风速可达12级。疏松沙质地表在干旱强风的气候条件下，四处飞扬，沙暴成害。

　 浑善达克沙地是距北京最近的大沙地，距北京不足200公里，其平均海拔高出北京城约1300米，沙地腹地沙层厚约200米。在强劲的西北风作用下，尘沙从高海拔处不断向南侵移。对北京影响最大的系列风沙灾害的沙源地就是浑善达克沙地。它的生态环境直接影响到北京、天津和整个华东地区的生态安全。

　 说起浑善达克沙地的治理，首先要弄清生态退化的原因。

　 虽然很多专家认为浑善达克沙地退化的原因有自然和人为两种，但我们认为人为原因是最主要的。因为，在支持生态系统的6大环境因子中，这里的光照并没有变化；温度正常波动；氧气含量也没有变化；二氧化碳稍有增加，但这对植物的生长有利；水分———总体雨量正常，部分年份还偏高。

　 我们都知道在温带以及寒温带地区，雨、热、光是同期的，既然适合植物生长的气象条件仍存在，为什么草地的生长一年不如一年？原因存在于土壤和矿物质的巨大变化，草地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被人为中断了，土壤损失严重；在日益减少草地覆盖的条件下，疏松的土壤在冬春季被风吹走。“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元素不能循环使生态系统的运转失去了一个“轮子”。例如锡林郭勒某牧场因常年出售牲畜及其产品和燃烧牛粪，造成氮素严重损失，损失的氮相当于78600吨硫酸氨。欲维持该牧场的氮平衡需要每年输入560吨纯氮，但遗憾的是这部分输入几乎为零，这对于土壤系统的破坏是致命的。

　 人口增加是最主要的原因。随着人对生活追求的增加，牲畜数量更是急剧增加，50年内，当地净增加牲畜1700％，草地的压力急剧加大，超过了极限。社区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由于这种变化而实行的政策导向也是重要的原因。由游牧而定居，且追求现代化的生活目标，更加重了草地的退化。

　 实际上，在元代（公元1206年）以前，浑善达克沙地基本没有太大的人为压力，人很少，天然放牧；元忽必烈时代开始对这片土地利用；明嘉靖33年（1554年）定居开始出现；清朝初年（1616－1644）招徕大批汉民佣种，并开放牧场，但清中期的“休养生息”政策，使这里的土地稳定了200年。1912年垦务总局成立，使这里草地退化开始起步。但是，最大的几次生态破坏出现在20世纪的50年代和70年代———两次草地垦植高潮，“以粮为纲”，“牧民不吃亏心粮”等政策，鼓励了对天然草地的掠取。最致命的破坏还是最近的10年，飞速发展的畜牧业使草场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国历史上曾有过成功的草地恢复模式。例如，清朝统一全国后，出现了连续200年的政治稳定，将草场范围划区固定（皇家禁地），分区轮牧，灾年赈济。对草地利用的核心是让草地能够“休养生息”，换成现代的话就是使生态系统的功能正常实现，达到可持续利用的目的。

　 可见，人是沙地退化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欲治理沙地退化和沙尘暴，必须从解决人的生存与出路才能治本。

　 第一，恢复过程应以发挥自然力量为主，即围封。反对种植单一树种的纯林，发展那些地带性的沙地榆。第二，让牧民重新回到游牧可能存在操作上的实际困难，可考虑“生态移民”和规划建设“生态小城镇”。逐步实现由分散的随机住户型发展为高质量、高起点、最低环境破坏、有蒙古特色的现代化小城镇型。第三，在有水分、电力、肥料保证的地方建高效地，作为生产生活用地，腾出大量的退化土地进行封育并进一步发展成保护区。两者的比例可为1∶10，甚至为1∶100。核心是防止土壤的流失和新辟土地的退化，使之可持续利用。因为，建立在高投入、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正常的集约化农业（牧业）不会退化，内地5000年的农业文明一直没有衰退，主要原因是那里的土地没有退化。相反，在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年代，水土流失和土地退化很少发生。第四，治沙经费应向社区倾斜，解决生存压力和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因为利益的关系和土地使用功能的转变，观念的转变，社区居民由被动参与生态治理到主动的参与，使他们从生态的破坏者转变成生态的保护者。

　 治理浑善达克有上中下三条策略：上策是将退化严重沙区牧民移出，用补偿费安置他们的生活，腾出来的土地建立特殊功能的生态保护区，这是一条主动治理之路；中策是采取尽可能多的技术措施，增加牧草产量，减少牲畜数量，这依然是在传统畜牧业基础上的治理路子，但可使退化沙地暂时得到稳定；下策则是在退化严重的地段或风沙危害地区种树种草，哪里退化就在哪里补，而牧民不转移，牲畜不减少，这是一条被动治理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