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新华社播发了一则消息，在合肥至徐州的高速公路上，安徽定远县的交警大队与安徽高速公路总公司发生了冲突，数名路政人员受伤。这起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交警部门的施救车在赶往翻车现场时，被高速公路的收费站拦截。路政部门的理由是，按照路政与交警职权的划分，交警应迅速勘察现场，然后迅速撤离，由路政部门行使施救权，将损毁的车辆拖离现场。交警部门则坚持，如果不放行施救车，就不对事故进行处理。双方僵持了10多小时。最后，交警部门“传唤”了4名高速公路管理人员，宣布路政人员如再“妨碍公务”就扣车扣人后，才强行推开了收费站的拦障锁，将事故车拖下了高速公路。

　 据记者介绍，这是高速公路南段自2001年6月30日通车以来，两家为争夺施救权而发生的第7起冲突事件。那么，施救权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利呢？

　 记者说，它是对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故障的车辆进行施救、拖离现场，并收取一定费用（的权利）。这个概念很不完整。首先，它没有指明谁是行为的主体，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行使这一权利？其次，它没有说明“一定的费用”是多少，是成本费，还是高于或低于成本费？

　 如果施救的过程中只是收取成本费，我们应该为路政和交警部门积极为人民服务而感到高兴。为了更快地处理矛盾，减少损失，两家执法部门在光天化日之下动起手来，且不说方式是否适当，仅这种争先恐后热心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足以令人感动。但是，事情恐怕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美好。施救权说到底是一种获利权，谁拥有这项权利，谁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得利益。那些冠冕堂皇的言词背后是典型的利益之争。

　 从经济学的角度上来分析，当提供服务的一方有多个竞争主体时，交易的另一方应该非常高兴才是，因为他可以通过竞价的方式，以很小的代价实现交易。既然有两家单位都愿意行使施救权，事主完全可以要求他们当场以竞价的方式与自己达成协议。不幸的是，在本案中，事主没有任何发言权，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家行政机关在一旁掐架。更可怕地是，处于竞争地位的两个行政单位居然都动用了公权力（路政部门封路，交警部门以传唤、妨碍公务进行恐吓）为自己的私权利服务，这比欺行霸市的行为更为恶劣。

　 两家单位在关键的时刻都搬出了有关法规，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借口。路政部门认为，根据《安徽省高速公路管理条例》，施救权应该属于路政；而交警部门则认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的规定》，只有交警才有权施救。作为法律学者，我也曾翻阅过这两部规章，但从中并没有找到施救权这一概念。只是在条文中看到过将肇事车拖离现场的表述。从内容上看，这一规定更像是行政机关的一项义务或职责，也就是说，当损坏的车辆影响交通时，行政机关有权将其拖离现场。

　 以我的理解，这是行政机关的职责所在，是行政机关的行政权，而不是民事权利。作为行政权力，行政机关不能随意抛弃，但在行使权力时，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也不能收费。通俗地讲，国民以纳税的方式供养了这些行政人员，行政人员在为公民提供服务时不能再收取费用，除非法律有特殊规定。

　 从这一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行政执法至少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执法的依据相互打架。如果上述的两部规章没有出现相互矛盾的规定，行政机关也不会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争执。二是行政执法出现了严重的异化现象，一些单位将行政权异化为民事权利，并以国家赋予的强制力强行推销服务。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

　 第一，尽快在全国人大建立立法审查机制，对违反《立法法》的法律法规进行彻底地清理，防止执法中的互相推诿或争先恐后的局面出现；第二，对那些借行使行政执法权而乱收费的部门或单位，价格管理机关应当依据《价格法》、《行政处罚法》进行处罚。对那些变相从事经营活动，与民争利的部门和单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及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进行处理。

　 不过，行文至此，我多少有些气馁，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哪些行政机关没有搭便车变相收费的行为？价格管理部门有价格评估事务所，工商部门有商标事务所、企业登记事务所等，它们虽然都是独立于行政机关的社会中介组织，但在经营中哪一家没有利用行政权力获得过案源？尽管市场主体可以自愿选择是否接受服务，但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强烈暗示比收费的红头文件更令人恐惧，谁知道不接受行政机关推荐的服务会遭遇什么样的后果？当整个行政系统大面积出现灰色交易时，我们的改革可能已经走向了它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