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金融、调整农业、复兴工业、恢复贸易关系，以及罗斯福“新政”的产业政策，最终目标都是消灭贫困和失业。“新政”的成功，为困境中的自由经济打开了通道。政府对经济生活不能袖手旁观，成为罗斯福以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基本信条。
建国后150多年间，美国一直奉自由经济为圭臬。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创造繁荣，也蕴藏危机。“无为而治”的直接后果，是垄断代替竞争。贸易保护和低税收政策，使富者更富，贫者愈穷。多数人口无力消费，生产便出现“相对过剩”。“一战”后，美国经济危机四伏：农产品积压，价格猛降；企业开工不足，工人大批失业；银行加入股市投机，金融体系险像环生……美国经济像失控的列车，顺着倾斜的轨道飞速下滑，随着1929年证券市场崩溃，自由经济的黄金时代结束了。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D·罗斯福入主白宫，掀起“新政”旋风，用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清除自由经济积弊，挽狂澜于将倾，美国经济制度由此发生了深刻变革。
如果说经济震荡是座活火山，金融就是火山口。经济不稳，老百姓首先想到的，是赶紧把存款取出来。可银行早已拿储户的钱炒了股，面对“提挤”现金的人潮，一下子傻了眼。痼疾需用猛药，罗斯福上任后第3天，便对金融体系动大手术。新总统下令银行歇业整顿，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对银行全面清查，同时严禁黄金出口，暂停外汇交易。经过严格审查，多数银行重新开业，金融恐慌渐渐平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恢复金融秩序，并非一招就灵。为了重建金融，政府采取了分步手术法。第一步放弃金本位。国会通过《黄金储备法》，美元贬值59．06％。此举提高了出口竞争力，减轻了低收入阶层的债务负担，物价开始稳步回升。第二步手术历时三年，目的是规避金融风险。1933年和1935年国会先后通过《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增加上市公司透明度，建立证券发行保证金制度，对银行贷款购买股票实行控制，限制交易人员、中间商和经纪人从事证券买卖。1933、1935年两个《银行法》相继出台，使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离，减少了银行的股市投机；建立联邦储蓄保险公司，降低个人存款风险；对始建于1913年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组，设立公开市场委员会，通过控制贴现率、利息率和准备金比率、公开市场业务，加大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力度，金融控制权由华尔街转到了华盛顿。
俗话说，无农不稳。对危机中的美国农业，新政府一刻不敢放松。1933年3月，国家农业信贷局成立，1亿美元低息贷款发放到农民手中，农业债务、农场抵押问题得到控制。大萧条期间最苦的是农民，增产不增收，愁坏了种田人，出路只有一条，限产增收。1933—1938年，国会先后通过两个《农业调整法》，政府与农民签订协议，减少种植面积，压缩蓄栏量，有计划地减少农产品供应。政府还采取保护价收购余粮、出口补贴、谷物保险等措施，稳定农业，拉高农产品价格。“新政期间，1000万英亩棉花被犁掉，2000万英亩土地休耕，600万头猪仔被宰杀。这些怪诞做法招致种种非议，可农业收入增加了1倍，农民不再闹事了。政府还利用生产资料价低的有利时机，大搞农业基础建设，发展农村电气化。到1940年，全美输变电线路横跨主要农产区，20世纪中叶，美国农村基本实现了电气化。
企业间无序竞争、垄断盛行，是造成经济衰退的一大原因。罗斯福不管在野党的风言风语，把社会主义苏联计划管理的思想，用到了新政的工业政策上。
1933年5月，《国家工业复兴法》颁布，由政府出面，协调各行业工会统一行动，制定公平贸易和竞争规则；组织工人与雇主谈判，就最高工时、最低工资、再就业达成协议。3年内制定行业法规746个，95％以上的工人获得了劳动保障权。20世纪20年代，以控股公司为主的垄断组织，欺行霸市，左右政府，是没人敢碰的“刺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新总统力排众议，果断向垄断组织开刀。政府在早先的《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基础上，制定了《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对控股公司实行肢解和管制，二级以上的控股公司被依法取缔，股市中的投机巨鳄销声匿迹。《反价格差别对待法》和《米勒—泰丁法》等法案，保护小商人、小业主，抑制大制造商、大经销商、推动了工商业的公平竞争。《通讯法》、《商船法》、《民用航空法》、《运输法》的实施，将交通、通讯业管理权收归政府，行业垄断的坚冰打破了。
恢复经济光靠国内市场不行，搞好对外经贸关系至关重要。在这方面，罗斯福的前任就很不会办事。1930年，胡佛总统签署斯穆特—霍利法案，大幅提高关税，引起其他国家的报复，美国经济雪上加霜。新总统上台后，敦促国会通过贸易协定法，开展多边贸易谈判。到1939年，美国同22个国家签订了互惠贸易协定，关税率平均降低13％，为“过剩了”的美国经济打开了国外市场。
重建金融、调整农业、复兴工业，恢复贸易关系，罗斯福“新政”的产业政策，最终目标都是消灭贫困和失业。这个“结”解开了，“需求”不足和生产“过剩”问题也就迎刃而解，整个经济就能进入良性循环。扶贫济困需要政府掏腰包。这笔钱可不是小数目。自由放任时期平衡预算的做法不灵验了。新总统敢想敢干，提出“复式预算”的新理财观，把用于救济、复兴经济的赤字开支列入“非常预算”，后来干脆实行补偿性财政政策，借明天的钱，办今天的事，赤字财政成为“新政”的一大特色。钱的问题解决了，往下的棋路便如行云流水。政府采取“劫富济贫”的办法，大搞社会救济。对高收入阶层课以重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接济穷人。通过以工代赈、公共工程创造就业岗位。联邦紧急救济署拿出132亿美元，实施以工代赈计划。先后组织250多万名未婚男青年“上山下乡”，为850万失业者提供了临时工作。兴办公共工程耗资65亿美元，主要由私人承包，通过这种办法刺激社会投资，1932—1937年，私人投资增长12倍。救济、就业问题初步解决后，政府又把社会保障列入时间表。1935年8月，罗斯福签署《社会保险法》，养老金、失业保险、老年保险、不幸者救济，都得到了联邦政府的补助，美国迈出了向福利国家过渡的关键一步。
罗斯福“新政”，并没有用系统的经济理论作指导。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通论》，首次提出当生产过剩、消费不足时，政府要干预经济，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投资，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复苏。凯恩斯为美国“新政”提供了最佳的理论诠释。“新政”的成功，为困境中的自由经济打开了通道。政府对经济生活不能袖手旁观，成为罗斯福以后美国历届政府的基本信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