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普查工作于20世纪最后一年的11月1日展开，600万普查员开始敲3．5亿家庭的门。权威方面认为，本次普查能否摸清国家“家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人户分离的调查工作。
一个令人震撼的数字开始浮出水面：据有关部门保守估计，目前中国人户分离的城镇“黑户”居民达1．05亿人，其中仅北京市就有82万人。这些生活在城市的“黑户”中，相当一部分是嫁给城市男性的农村妇女，北京人给这个群体取了一个直白的名字：“外嫁京”。
这是一个身份不明的群体，她们的根在远离城市的乡村，却在城市的土地上发芽结果，而脚下的城市并不属于她们；这是一个被城市遗忘的群体，身为北京人之妻的她们永远不可能再回到与她们有着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的乡村，而乡村血缘又在她们和她们的孩子身上打下无法磨灭的烙印———无论她们及她们的孩子的口音如何接近城市，而这个城市的阳光都不会像照耀城里人那样照耀在她们的身上……
“村里人都羡慕我，说我命好找了个工人，连孩子以后也到北京当工人了”
“25年啊！我是上对不起父母，下对不起孩子，我整整害了三代人啊！”45岁的王明指着10平方米的简易房冲我说，“看看，你看看我们住的地儿，谁会相信北京上千栋楼是我们建的？说出来丢人呢！”
这是北京城建集团某分公司为解决两地分居职工租的一个大院，50多间“鸽子房”住着50多户妻子是农村人的城建职工，院子里到处是垃圾和污水，空气中弥漫着鸡鸭粪便的恶臭———如果不是坐公交车一路过来，说什么我也不会相信这里距离北京长城饭店不过20分钟的车程。
“当兵是我们那时候走出农村的惟一一条路。”王明说，那年他才18岁，是那个川西小山村中第一个外出参军的，全村的人都来送他。王明发誓今后无论吃多大的苦也不回来了，他要为村里挣到第一个“铁饭碗”。他果然做到了，退伍的时候被安置到北京城建集团做钢筋工。
“村里人都羡慕我，说我命好找了个工人，连孩子以后也到北京当工人了。可这里头的苦，只有我知道，那真是守活寡啊！”王明的老婆董小梅的表情说不上是哭还是笑。
婚后10多年来，董小梅和丈夫一直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精神上的寂寞就不说了，公婆和孩子要我伺候，地里的活儿再累也不敢请后生来帮忙，丈夫不在家，谁不怕风言风语呀！最可怜的是孩子，她爸几年才回来探一次亲，越来越生分了。”1993年，在把公婆“送上山”（送终）后，看着村里不断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董小梅决定就是和孩子到北京讨饭，也要和丈夫生活在一起。
“没想到在北京比在家里还难啊！”董小梅说。全家仅靠丈夫一个人的工资，孩子没有户口，在北京上学每年都要交数千元的“赞助费”。她想找份工作，可是用人单位不是嫌她年纪太大，就是要求要有北京户口。去年，孩子初中毕业的时候，不得不送回老家读高中。因为在北京读高中每年需要上万元费用，而且即使交得起钱，没有户口学籍，也不能参加高考。
“过年的时候，孩子来信说‘妈，同学放假都回家了，我不知道自己该回哪个家’……”董小梅低头给孩子织着毛衣，眼泪扑簌扑簌地往下掉。
当年与王明同时转业安置到城建的有两万多人，他们的妻子大多都在农村，每一个“鸽子房”都有着一个相似的故事。在那个买斤油都要靠户口本的年月，她们注定要被城市拒绝；而当她们在家乡守着“工人妻子”的“光荣”，替丈夫为公婆尽孝后，她们发现，虽然户口已经不能再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但属于丈夫的城市依然不属于丈夫的妻子。此时，她们大多已是不惑之年。据了解，大院里的50多位“外嫁京”80％没有工作，许多人只好偷偷养起了鸡鸭。最要命的是，近几年外面到处在“清理外来人口”。今年春天，大院的一位刚刚找到一份保姆工作的“外嫁京”，在上班第一天的路上，就“蒸发”了，一直到一个星期后，丈夫花了1000多元钱，才把已经遣送到四川广元的妻子“赎”回来。“听说要搞人口普查，我们全院的女人连买菜都不敢出去了。”一位“外嫁京”说，“我们的丈夫是人，可我们是鬼！”
更可怕的消息是，大院的租期去年底就到了，领导层传来消息说，公司不准备续租，现有住户“各谋出路”。
“我们没有户口，单位不分给丈夫福利房，家里的老房子三年前就倒了。”董小梅眼巴巴地瞅着屋里的人们说，“最可怜的是孩子，以后结婚往哪儿接媳妇？”
这是一个星期天，快乐应该属于每一个生活在阳光下的孩子。肮脏的大院里，孩子们叽叽喳喳地玩着游戏，他们中有的是在这个大院出生的，有的是跟随母亲进京的，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无一例外的命运是，初中毕业的时候，乡音已改的他们将被送回老家，投靠年迈的爷爷、奶奶，曾经生活过的这座城市将在他们并未发育成熟的心灵上，留下无法抚平的伤痛抑或向往。每一个孩子的离去，都会引起大院所有女人的哀嚎———而这样的离别，几乎在每一个新学年来临之际都会在大院上演一次。
我国现行的户籍管理制度诞生于1958年1月9日，当时的中国只能走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即实现工业化的同时没有城市化。而户籍制度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农民涌入城市，保证了农村有足够的劳力向城市提供低价的工业原料，也保证了城市能减轻人口负荷低成本高效率运转。但从它诞生开始我们就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建国后20年，跨省自主流动的农民不到500万人。特别是实行户籍制度之后，另有十几项制度与户口相联，城市、农村两个社会之间的人口流动少得罕见，农村青年的结婚对象平均在方圆25公里之内，人口素质陷入恶性循环。而那些最早在城市与乡村联姻的家庭也都面临着户籍造成的两地分居的家庭悲剧。
“如果我留在家里，一辈子就完了”
董小梅的遭遇并没有阻挡住妹妹董爱秀向城市进发的脚步。
“我从小就羡慕姐姐找了一个当工人的丈夫。所以，听说男朋友要到北京当兵，我毫不犹豫地支持他，当时家里人都反对他，我的鼓励起了很大作用。”董爱秀说，为了支持男朋友考军校，她也来了北京，刚开始替人打扫卫生，每月二三百元钱，省吃俭用为他买书买资料。第二年，他考上了，来信越来越少。小董知道他已经不再是农村的他了，“而我依然是个打工妹，我们分手了。”董爱秀淡淡地说，他们相识了3年。
失恋后，董爱秀几次想回到家乡再也不出来了，然而每次回家呆不了几天，又回到北京。“穷倒在其次，主要是受不了家乡的环境，人们天天就知道玩牌，什么‘搓麻’、‘扎金花’、‘五十K’，如果我留在家里，一辈子就完了。”董爱秀说，“谁不知道泥路不如马路好走，谁想穿草鞋不穿皮鞋呀！”
做个“外嫁京”一度是小董的理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大院里的女人给她介绍了几个对象，不是瘸子就是驼子，且年龄都比小董大十几岁。“她们都劝我‘反正人家有房子有北京户口，有啥不好！’我说，我不想卖自己。”城建大院里的女人们的遭遇给她非常大的触动，而曾经令她非常羡慕的城镇户口，如今在老家只要800元钱就可以买到。“买了户口没有工作又有什么用？北京人能做到的事，我小董就不信做不到！”
初中毕业的董爱秀用两年的时间自学完高中的课程。1997年底，董爱秀参加成人高考，被北京某夜大商贸计算机专业录取。如今，每天晚上下了班，小董就会揣上中午留的一个凉馒头，骑上自行车往学校赶，风雨无阻。而随着20世纪的终结，打工13年的董爱秀就要进入而立之年了———她将成为村里年龄最大的未嫁女。
并不是每一个走入城市的打工妹都希望通过“外嫁京”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她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来争取幸福的理想是共同的，她们对城市文明婚姻的向往也是共同的，而爱情和生活的分离状态又是她们所必须共同面对的。
“你信不信，结婚3年了，小姑子就没叫过我一声嫂子？”王鹃冷冷地问我，“世界上哪有什么海枯石烂的爱情，扯淡！”这是一个和董爱秀有过相似失恋经历的女人，在和那个有北京户口的小伙子苦恋4年分手后，她也赌气参加了自学高考，租了间6平方米的临建房，最苦的时候，曾经连续三天就着自来水啃馒头。拿到大专毕业证才知道，户口还是解决不了，身体也垮了。后来，认识了现在的丈夫，也是北京人。
“第一次去他家，他爸妈就没正眼瞧我，我没抱多大希望。可他挺执着，就这么拖了两年，他爸妈突然就答应了，去了他家才知道，他邻居一小伙子也看上了个打工妹，家里不同意，就疯了———他爸妈根本就没打算认我这个儿媳妇，他们是怕自己的儿子也疯了。”婚后，王鹃被查出得了慢性肾炎，不能生育，而他是个独子。“想想那时真傻，再拼有什么用？还是个农民……至于以后嘛，不想那么多了，人的命嘛，天注定。”她冷笑着。
目标和代价永远成正比。城乡的隔膜，不是一纸婚书所能消除。是谁使纯洁的爱情蒙尘？当婚姻自由被写入宪法，又是谁在城乡婚姻的结合上缠上了一道裹脚布？
“前车之覆”并未成为“后车之鉴”，从80年代初第一批打工妹驻扎深圳河畔算起，至今已有5000万农村女性实现了向城市的转移。打工妹中70％为未婚青年，打工是她们如花生命中的一个过程，中国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代女性像她们那样勇敢而真挚地追求自己的爱情。然而，在城乡两种不同结构的社会体系碰撞中，她们却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外嫁京”无论从文化程度还是长相，都是打工妹中女性条件较优者。而与她们结婚的男性大多是北京婚姻市场中的弱势群体，从学历到个头，都“困难”。委屈求嫁的目的只是为了能在北京寻得一个稳定的落脚点。由于她们没有本市户口，许多人婚后不能获得就业机会，而她们的丈夫的下岗与失业比例也远远高于全市平均水平，致使这些家庭半数以上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生存与发展的抉择中，婚姻成了利益的交换，而非感情的结合。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她们只能默默忍受，把苦压在心底，怕家乡人知道后笑话她们“嫁给北京郎，袋中没有隔夜粮”的窘境。有人指出，如果没有婚后有可能转户口的说法，可能会有不少“外嫁京”休夫弃子，返回家乡。
“北京这边说了，人嫁过来可以，户口过来不可以”
1998年夏天，北京，40°C高温。来自山东聊城农村的张美头上扣半拉西瓜皮，骑着破自行车满城疯狂地奔跑着。她是某家政服务公司的小时工，与她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北京下岗女工。她们一起奔波，一起干活，一起领钱，她们从没有自卑，更没有互相鄙视，因为她们都在靠自己的汗水吃饭，工作的愉悦与姐妹的互助快乐着每个人。
跟着张美一齐干活的还有一位北京“待业”小伙子，他拥有当时流行的各种职业培训证书———驾照、厨师证书、空调安装照……但工作从不属于他，因为每份工作干不了几天，他就觉得“不好玩”，直到遇到头上扣着西瓜皮的张美，他钦佩地称弱不禁风的她为“老师”———后来，他成了“老师”的丈夫。
1998年的大年三十是张美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他第一次跟张美回到山东农村“相女婿”———朴实的父老乡亲接受了这个朴实的北京小伙儿。
还是这一天，张美成了这个国家的“黑户”。为了回北京办理结婚手续，张美把户口从村里迁了出来，她和丈夫的想法很简单：嫁给了北京人，还可能回娘家生活吗？！
“北京这边说了，人嫁过来可以，户口过来不可以。”之后不久，张美的身份证也过期了，于是她就彻底“黑”了。
孩子要出生了，北京说，你妈在哪儿，哪儿管出生证；家乡说，你妈嫁到哪儿，哪儿管办证；全家为了一张纸片儿来回折腾着，但孩子等不急了，就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多了个没有任何合法身份证明的“黑户”。
张美和丈夫抱着新生儿来到北京居住地的派出所，“孩子的爷爷奶奶在北京，孩子的爸爸妈妈也在北京，孩子以后也不可能回农村了，为什么不给他上户口？”
对方告诉他们，为了保证北京稳定有序的发展，必须限制外来人口。
“限制限制，孩子都生了，你们能限制了谁？”丈夫怒不可遏。
“工作是人干出来的，能干就是你的，干不了就不是你的！”张美说，“如果靠把别人赶走得到的，那么这份工作是可耻的。”
在我调查的几位有孩子的“外嫁京”中，所有的母亲都有着张美一样的“黑户”历程。户口给她们制造着无数麻烦的同时，“黑户”也给她们带来令人哭笑不得的“自由”：因为没有户口，她们都不必再向家乡政府缴纳农业人头税了；因为没有户口，她们省去了每三个月回乡办一次婚育检查的麻烦……
本次人口普查中，她们及她们的孩子户口一栏均被填上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词：“待定”。
“居委会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情况，没人管我们，自由着呢！”张美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我再生他十个八个孩子也没人管！”
然而全社会的人又似乎都在管。有了孩子，张美希望结合自己几年来的经验找一份管理工作，但管理工作属于“限制”行业。
“这还不好办，做一张假北京市身份证就行了，100元一张。”张美说，她住的那栋楼有四五个“外嫁京”办了假身份证，现在工作得都挺好。
“这不是违法吗？”我很惊讶。
“我们愿意违法吗？”
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实际上是打工妹对高质量生活的向往。中国1954年制定的宪法，曾规定了迁徙自由是每个公民基本的人身自由之一，它肯定了一个人只要他认为哪里可以获得幸福，他就有权迁往哪里，在其有生之年可以不断地寻找他认为幸福的地方。
当一个公民被局限於某处而不能发挥聪明才智的时候，这对社会是一种损失，对本人则是一种极大的痛苦。但以后的几部宪法则不再明文规定迁徙自由。一些大中城市的政府利用各种手段限制这种流动，不合时宜的政策被不断地复制出来。1999年北京市确定就业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将全市外来务工人员总量控制在95万人以内，通过岗位置换，腾出7万个就业岗位，用于安置北京市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同年12月1日北京市劳动局公布了《2000年本市允许和限制使用外地人员的行业、职业范围》，明确103种职业将限制外来务工人员。
“户口是什么？谁能告诉我它是个什么东西？”
刘玉的家乡有句老话———“爬上田埂，高人一等”。1982年，当高考落榜的刘玉肩扛两袋大米挤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的时候，她怎么也不会想到，从此，她将为了自己及后代争取一张能够证明“爬上田埂”的纸而挣扎18年。
“我在北京做了8年保姆，与一个北京小伙子相爱了，除了幸福，我也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因为我没有城市户口，以后有了孩子怎么办？再让他回农村？听说南方容易转户口，我就去了深圳。
“在街上奔波了17天，口袋里只剩下两毛钱，我终于应聘到一家公司，于是我拼命地干活，盼着有一天能转户口。然而深圳只有两条渠道可以进户口，一种是从劳动局申请，必须是广东省内的；还有一个从人事局申请，全国范围内的，但必须是国家干部。我两种情况都不属于。有人告诉我可以先买一个广东省内户口，于是我就买了个广东鸡西户口，那是个山区小镇，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却为此
付出了13000块钱，几乎倾家荡产了。第二年，我又花了1万元，终于把户口转到了深圳市。
“当时我已离家12年了，加上怀了孕，身心很疲惫，就回到北京。居委会找我要生育指标，否则罚款。我赶紧往深圳打电话，深圳说，要怀孕6个月后才给指标，而我当时才5个月……心里又急又害怕，结果孩子胎死腹中。
“我现在都在想，也许我的孩子为了不让我为难，自己走了……户口是什么？看不见摸不着，谁能告诉我它是个什么东西？”回首往事，刘玉泪流满面：“我们并不是不喜欢农村，也不歧视农民的身份，但我不甘心忍受做农民被剥夺的地位。假如说农村与城市是平等的，我愿意回到农村，因为我并不留恋城市！”
那次挫折之后，子宫内膜移位的刘玉吃了几年中药才有了今天的女儿。而随着女儿渐近上学年龄，刘玉又开始为户口奔忙了。她找到附近一家学校，校长说：“你的孩子要想进我的校门，只有等有户口的报名学生没来上学，才能有空位，当然了，你还要交3万元赞助费。”
“女儿和小区的北京孩子一齐上幼儿园一齐长大，如果她不能和她们一起上学，我怎么和她解释，孩子会怎么看我们这个社会？”
刘玉说。每一个“外嫁京”母亲都面临着和刘玉一样的尴尬与担忧。一位孩子从小就在北京借读的“外嫁京”告诉我，虽然儿子每次考试都在班里名列前茅，却从未得过“三好学生”，甚至比他明显逊色的同学入了少先队，也没他的份儿，因为“三好学生”与“少先队”也需要“户口”；而来自贵州苗族的“外嫁京”阿秀妹的儿子曾经取得了朝阳区中考成绩第一名，但没有一所高中愿意接受他，因为他是个不在“考核指标”内的“借读生”。
而更多的孩子连借读的机会都没有。据了解，目前我国约有720万家庭迁徙，与之相伴而来的是200万流动儿童，21世纪初则将超过400万。他们普遍面临着入学难的问题，仅北京13万适龄流动儿童中，入学率仅为12．5％。
《教育法》规定，每个适龄儿童都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随着城市生育高峰的回落，一方面是城市学校存在“吃不饱”现象，与此同时，大量的流动儿童却无学可上。流动不能流出新文盲，问题出在哪儿？
输入地教育部门：“义务教育的第一位责任在流出地政府，因为我国的教育经费是按户籍人头下拨的。”
输出地教育部门：“流动人口给输入地创造了大量财富，况且随父母生活对孩子成长有利，第一位责任当然在输入地。”
根源还在户籍，而罪过却要让孩子来承担！
虽然北京市确定就业工作的总体目标是将全市外来务工人员总量控制在95万人以内，并将办理就业证的总数控制在95万份，但不争的事实是，几年来北京的外来务工人员却一直保持在260万以上。这意味着在京务工人员中至少有100多万人没有就业证———“限制”性政策在无形中“制造”了大批“非法务工人员”———只不过大家都心照不宣罢了！而据说此次人口普查有关部门并没有强行使人户一致的规定，也是对人户分离的一种默许。因为所谓的人户分离的标准说法是指离开一个居住地到另一个居住地居住达半年时间以上却未办理户口迁移。照此说法，全国1亿多流动人口及多住所居民即使每半年时间就来回迁移一次户口，恐怕也难保持人户一致。显而易见，随着我国长期实行的“统包统配”的劳动就业制度及城市居民商品粮制度的取消，户口越来越像“聋子的耳朵”，只剩下最后的也是最不公平的一个“撒手锏”———对农村孩子平等受教育权的剥夺！
“除了歪门邪道，难道就没有一条正道可以让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
1998年8月21日，新华社公布了国务院就户口管理作出的四项新规定，其中首次提出了“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原则及放宽“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的户口政策。这是否标志着40年铁板一块的户籍政策将开始实行全面改革？
当欣喜万分的刘玉前往户籍管理部门咨询时，却兜头一盆冷水：“谁说的？报纸电视有权管户口吗？”国务院的四项改革只是原则性方向，而它的落实却需要当地的具体政策。
有人开始给刘玉出主意了，“花点钱到郊区找找关系，郊区死了人不需要马上销户，把你的名字顶上”；“说你爱人得重病了，让医院开证明，你必须进京照顾”……而环顾左右，当年与自己一起出来的两万多名同乡姐妹，只有1人将孩子的户口落在了北京。
“她先与有北京户口的丈夫离婚，然后把孩子判给丈夫。这还不行，因为北京市规定，夫妻离异后，必须有一方重新组建家庭三个月后，离异孩子的户口才能进北京。于是她又让妹妹和妹夫离婚，然后她再回家乡与她的妹夫‘结婚’，等孩子户口搞定了，她再与她的妹夫离婚，再和她的前夫复婚……”
“除了歪门邪道，难道就没有一条正道可以让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刘玉喟然长叹。
“北京市为解决‘外嫁京’的户籍问题也出台了行之有效的政策。”一位户籍管理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该政策为：女方年满45周岁且是农业户口的，可以将户口迁入北京。记者算了一下：如果按女性正常婚育年龄为23周岁测算，一位45周岁的“外嫁京”的子女年龄至少在20周岁———他（她）不仅已经失去了接受家庭、学校教育与就业的最佳时机，而且那时已是成年人的他（她）已经丧失了随母迁户的条件。
那位官员进一步向记者解释该政策的“行之有效”性时说，“一旦放弃年龄条件，她们（打工妹）马上就会以假结婚的方式向北京迁户，这好比我们打开一条缝，苍蝇立马就会飞进来一样。”
她们是“苍蝇”？！
“打工17年，我还是不能摆脱农村来的打工妹的身份。我常常想，打工有出路吗？我不知道打工是一个美梦还是噩梦！”刘玉说，“如果我们的牺牲能换来下一代的平等，我们愿意做一块城市化道路上的铺路石。”
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短缺经济和计划体制下的产物，为当时中国工农业的稳步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时过40年，中国已迈入了以人、财、物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为基本条件的市场经济。目前，世界上以户籍作为人口管理制度的国家只剩下为数很少的几个国家。大多数国家在人口管理上都遵循着自由迁徙的原则，公民在某一城市定居的决定条件只有两个，一是视其有无自己的住房，二是有无正常稳定的收入。
我国的城市化还处于初级阶段，甚至低于世界28个低收入国家的水平。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政府一再要求严格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而事实上人口还是向大城市集中的原因。持续爆发的民工潮实际上是中国欠了几十年城市化历史账集中爆发的结果。中国社科院学者、农村劳动力流动调查课题组负责人庾德昌称，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将是负增长，因此中国城市化必然依靠人口的机械增长，即依靠农村人口进城，成为城市居民。历史上看，上海市1843年的人口是23万，1865年增加到70万，1895年接近100万，1915年超过200万，1949年达到546万，其中80％以上是迁入人口及其后裔。
没有人要求长期形成的“二元结构”在一夜间改变，没有人否认中国复杂而依然不发达的国情现实。但复杂和艰难绝不能成为我们回避问题的理由，更不能成为我们延缓改革的借口。好消息毕竟在不断传来，最新的是：宁波市将彻底拆掉城乡户口门槛……
（注：应采访对象要求，本文主人公全部采用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