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7月，在充满现代气息的繁华的上海大街上，蔡国民坐在他引以自豪的米黄色原装进口“宝马”车里，接受了记者采访。
从一个来自浙江象山农村的普通小工，到今日在大上海拥有一个700人规模的建筑公司的经理、首届“中国十大杰出外来务工青年”的他感慨地说：“是公平的‘游戏规则’给了我在大上海立足的基点！”
在上海，任何一个重大建设项目的招投标信息，都须在指定的公开媒介上发布，大家凭借实力竞标；严格的资质认证，以及禁止随意转包工程等一系列配套措施，确保了“清洁”的市场秩序，这些公平规则实施10多年，在建筑领域构筑了一个对本地和外来建筑企业完全同等的竞争平台。
在深圳，来自江西泰和的罗仕卓有同样的感慨：公交线路国家专营局面早已打破，有实力者上路。他承包了深圳宝安———樟木头的公共专线，由此奠定了创业成功的基础。
进城务工青年群体对城市的贡献，早已是无法回避的话题。如北京，超过一半的高楼大厦出自外地建筑队伍之手，送奶工，90％以上是外来人员；上海，保姆、水暖工、鞋匠、清洁工几乎都是外地人；广州，市民养花的黄土也要靠打工仔从郊外运来。
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有蔡国民和罗仕卓们的“运气”。进城务工青年们面对的，一方面是一个正在构建的自由竞争态势，另一方面，却又是处处遭遇歧视和不公平的待遇！
来自重庆的打工仔张启辉在上海的一家小印刷厂里，因为被老板逼迫加班劳累过度，结果被飞转的机器“吃”掉了一只手臂和四个手指。面对已被堵死的生活之路和区区3万5千元补偿，他愤而起诉，经过长达4年至今没有了结的官司，他终于知道原来同样的工伤，对外来务工者是一次性廉价补偿，而对本地工人却是除了各种补偿外，还包养一辈子！
类似浸透了打工仔们血泪的案例举不胜举。那些出身打工族或热心为打工青年服务的“打工律师”们，屡屡成为这些辛酸故事中令人感动的人物，实在耐人寻味。一位打工律师曾深深感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之难，不光是法律的某些不完善，一些执法者缺乏百姓观念、缺乏对弱势群体的理解、同情和支持，是更难解决的问题。
在全国各大城市里，数不清的面向进城务工群体的工种限制，是另一种歧视。
1999年，河南郑州市规定40个职业禁止、26个职业限制使用外来工；2000年，北京市宣布限制外地人谋职的行业从5个增到8个，职业（工种）从34个增至103个；而广东中山市，根据“先市内，后市外”的原则禁招外来工的岗位多达13个，并通过公开媒体公布，同时还有名目繁多的限招。
一个个拒人千里之外的“门槛”，令人望而生畏。打工青年们从事的，只能是又脏又苦又累又危险的活计！
人们可以轻松地举出公平规则稀缺的一大堆原因———
如：长达半个世纪的城乡二元结构一时还难以全面打破；庞大的人口基数造成劳动力市场过剩供给、数量仍继续增加的态势；90年代中后期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城市下岗潮，城市里1000多万下岗工人也要找活路；外来人口犯罪率高……
这些原因，确实客观存在。但我们不能因此漠视公平规则的建设进程。
重庆打工仔张启辉，靠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和打工律师董伟宝无私的法律援助，历时3年，终于迫使上海有关方面修改了在工伤赔偿方面歧视外来务工人员的不平等规定。但此等“告出来、磨出来”的公平规则，在令人欣慰的同时更令人感到沉重和困惑。张启辉的官司，在受伤打工仔要求索赔的官司中还不算历时最长的，还有更多的打工仔，在漫长的官司面前束手无策，只好自认倒霉，无奈地面对那似乎没有尽头的人生苦旅。
我们要面对一个必须承认和接受的历史现实：尽管公民权利的实现是个历史过程，谁也不能梦想人们的迁徙择业权利能一下子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农民们迁徙和择业的自由是大势所趋，谁也无法阻挡和堵塞。
许多国际和国内的经验证明：进城务工群体在城里立足未稳，处于创业状态，希望现存秩序能容纳他们，因此他们更“保守，更需要社会安定。而恰恰是一些城市逆势而行，以种种借口和理由加大对这一群体的“挤压”和清退，将这群人推向边缘，从而加剧矛盾，导致诸多不稳定的因素。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许多省市已认识到农业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大趋势，并对原有户籍制度开始了改革。浙江的湖州和宁波近日出台全新的户籍政策，彻底打破城市的户籍壁垒，农民只要在小城镇建成区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均可申请转为城镇居民户口，并在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方面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珠海、深圳、四川等地也开始为外来务工者提供免费的养老保险。
我们期盼着这样的公平规则多些，再多些。
（下期请看“进城务工青年创业寻踪之四”《面对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