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宝安区。

　 一见面，被泰和同乡视作打工英雄的罗仕卓就讲了个故事：在一次饭桌上，一位深圳某企业经理听说他是同乡，便问他是否认识一个人，是这人把他“召唤”进了深圳，却至今未谋面。罗仕卓问是谁，同乡的答案让他忍俊不禁，是“罗仕卓”。

　 罗仕卓，1989年从老家江西省泰和县逃债到深圳宝安，打工、创业，开了公司，做了老板。11年间，直接或间接经罗仕卓介绍推荐、帮忙带进深圳的泰和老乡，有3000多人。同乡之间传帮带，使宝安迅速聚集了人气。目前，宝安区270万人口中（户籍人口只有20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工占了绝大数，而其中35岁以下的青年占了90％。他们工作在生产、经营、服务第一线，撑起了宝安的经济大厦。

　 实际上，宝安式的城市比比皆是。80年代后期起，改革开放的优惠政策，使港台资本纷纷将其劳动密集的加工业转移到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省区。在这些地区，港台资本和农民工的结合，创造出极大的生产力，从而崛起了一批以“三来一补”、“三资”企业为经济支柱的城市。

　 与龙港一样，这些城市也曾经贫穷落后，宝安就曾经是深圳管辖下的一边陲小县；也是无数进城农民倾注汗水与智慧，绘就了它们的今天。和龙港一样，进城农民中的精英青年，积累了一定资金技术信息后，开始在这些城市创业。许多人创业成功，有的成长为企业高级职员、职业经理人，还有的像罗仕卓一样开公司当了老板。罗仕卓告诉我们，在宝安，泰和籍务工青年成为百万富翁的已有50多人。

　 然而，与龙港不一样的是，对宝安式的城市而言，绝大数进城农民只是它们的匆匆过客，即使像罗仕卓一样成功的创业者，也表示“最终还是要回家”。

　 我们试着寻求答案。罗仕卓告诉我们，来宝安闯荡已有12年，虽然开了公司，买了车和房，但至今没有深圳户口，12年没有过组织生活。

　 在宝安，我们看到了区政府正积极筹建创业学校，要把它办成“创业的黄埔军校”。然而，团区委的同志告诉我们，它只招收当地的户籍青年；设立了创业基金，却只扶持户籍青年；积极实施青年学业就业创业的“三业”工程，从政策、资金、社会政治待遇等方面建立扶持青年创业的机制，然而它只恩惠户籍青年。

　 城市常以各种方式有意无意地提醒着罗仕卓们：你们是外来工，尽管你们是成功者！

　 在宝安，我们努力寻找龙港的影子，却失望了！当我们把寻找的目光，从东部城市移到中西部地区，却发现了另外一番天地。

　 曾经在深圳宝安打工的李期倩，回到家乡泰和县，引进外资2000多万，合作创建志麟实业（泰和）有限公司。为支持李期倩返乡创业，当地镇政府从105国道旁划出43．4亩黄金土地，给公司建厂房。

　 公司成为吉安地区的利税大户，年纳税额达百万元。可李期倩认为，自己对当地最大的贡献，并不在于纳税，而是在公司中看到许多自己的“影子”，公司招收的1200名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他们在公司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体系认证的过程中，逐渐接受、认可，进而参与到这一先进管理体系中，素质、观念都得以质的飞跃，他们都有可能像自己一样成为将来创业的主体。

　 进城务工青年返乡创业，不仅带回了资金、信息、技术和市场，还带回了新思想、新观念，更重要的是，就地消化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小城镇的开发建设。

　 为吸引进城务工青年返乡创业，湖南永州市提出了“大力发展打工能人经济”战略，并成立由市领导挂帅，团市委牵头，各职能部门领导组成的“永州市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创业协调工作委员会”。这个机构，直接服务于返乡创业行动，为务工青年回乡创业清除障碍、提供服务。在情感牵引和政府重视的合力下，返乡创业潮一浪高过一浪，已有3万多名外出务工能人返乡创业，创办企业8500多家，年创产值30多亿元，占乡镇企业总产值的11．4％；创办其他各类经济两万多个，年创产值28亿元，逐渐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外出务工能人经济”。

　 安徽无为县启动了“创业工程”，优化环境、搞好服务，热忱欢迎进城务工青年返乡创业。“小保姆”出身的邓立翠，回到无为县，成立了无为天缘养殖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带动近百农户脱贫，公司成为全县商品鹅项目的龙头企业，并撑起无为县“全国养鹅第一大县”的招牌。目前，全县已有5000多进城务工青年，回乡创办或入股办起了1000家企业。

　 一群都市寻梦人将梦想的试验场建立在希望的田野上！

　 （下期请看“进城务工青年创业寻踪之九·专家访谈”《温铁军：让小城镇成为务工创业新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