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的朱亚民摊开宣纸，拿起画笔，在调色盘上蘸了蘸，沉思片刻，落笔。红冠、黄喙、黑睛、蓝羽，寥寥十数笔，一只栩栩如生的大公鸡跃然纸上。
没有人会看出，这个专注地作画、脸上始终带着笑意的快乐男孩竟是个先天聋儿。刚才他还煞有介事地与我们这群来访者一一握手，但4年前，他曾两次入聋哑学校又两次被退回，原因是他的孤僻，很难和他人交流，无法适应正常生活。
4年前，素不相识的爷爷郎印辉一家接纳了他。老汉手把手地教他认字学画，开启了小亚民的混沌世界。如今小亚民已识字200多个，能画出20余种常规国画，技法娴熟，颇有灵气。和乡村孩子疯玩在一起的小亚民，全然不见几年前的呆滞神情。
在北京近郊大兴县的礼贤镇和延庆县山区，生活着900多个和小亚民有着相同生活际遇的孩子。他们的年龄从几个月到十一二岁不等。他们一出世就带着命运不幸的烙印，其中绝大多数有残障，或智障，或肢残，或失聪，或患有其他先天性疾病。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是在不谙世事时便失去了家庭，不知父母何在，他们曾共有一个名字———“弃婴”。
是北京儿童福利院实行的家庭式寄养让他们有了“家”，如今他们生活在近300个寄养家庭里，享受着父母亲情，体会着兄弟姐妹手足之情。
弃婴们在新家找到自我
“保护孤残儿童，不仅仅意味着在安全封闭的环境里看护好他们，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的身心，尤其是精神世界最大程度地恢复健康健全。从一定意义上说，最好是让他们回归家庭生活”，北京市儿童福利院院长王晨光这样表述她对儿童福利事业的认识。
多年来，我国政府为社会福利事业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近几年，民政部已拨付了5000多万元用于各地儿童福利院的建设。从1996年开始，北京市儿童福利院尝试着在福利院的监护下，为孤残孩子找到合适的寄养家庭，让这些孤残儿童重新走进家庭走进社会，从封闭式的看护中走向与社会、与他人广泛交流的开放式生活环境。
8月9日，记者在礼贤镇看到了这种人间亲情带来的许多奇迹。
8岁女孩华欣朋，在福利院时曾患有久治不愈的皮肤病，到寄养家庭两年多，病情竟无复发。
3岁的水清桥曾是脑瘫患者，如今心智健康恢复良好，有着和健康孩子相差无几的喜欢、痛苦、嫉妒、撒娇等正常的情绪表达，还有了自我意识的形成，“我的”、“我家的”意识非常强，家里的东西别人很难从她眼前拿走。
这些寄养在乡村农家的孤残孩子小小年纪便认识了许多农作物，并且能够为父母做些买油盐酱醋、扫院子、打井水、倒垃圾、择菜淘米等简单劳动。而在福利院，孩子们得到的食物都是加工好的，他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多是老师用图片苦口婆心地教授。他们习惯所有物品都是公有的，几乎没有什么自我意识。以致有的福利院长大的孩子，在进入社会正常学校后，仍习惯随手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由机构教养转向社会教养
把孤残儿童放在福利院还是放在家庭中，哪一种教养方式更有利于孩子？这一问题曾在欧美国家争论多年。王晨光院长介绍说，福利机构与家庭养护的孩子最大的区别在情感和性格的表露上。在机构里，孩子的言行带有被约束的痕迹，师生间再亲近，孩子也会不自觉地看工作人员的脸色行事，做事习惯于先申请。而在家庭中，孩子自然的天性得以释放，特别是在几代同堂的大家庭中。
北京市儿童福利院探索出的福利院监管、农户助养的方式也经过了多年的尝试。1996年，北京儿童福利院在礼贤镇开办了分院，把70名孩子放在镇上的中心园所集中供养，由马凤英担任分院主任。
马老太太是出了名的热心肠，孩子们落户礼贤后，她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这些孤残儿童日夜集中在一起，大家的交流总在小范围，老太太想起家乡的土话“跟着灵透的，多傻都会变灵；跟着傻子，多灵的也变傻”。敢想敢做的马老太太悄悄地物色了几个在村里经济条件好、邻里间公认人好、家里有半大孩子的人家，把福利院里4个智力正常的孩子交给他们。一年里，马凤英常去检查孩子的情况，进得家门，她总是先让孩子做事，看他们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问孩子问题，看他们的生活常识、智力发育。一年后，这4个孩子比在福利院里生活的孩子，从智力到生活能力都高出了老大一截。
马凤英有了信心，第二年她把轻度残疾的孩子放了出去，年底效果仍然不错。
就在马老太太悄悄实验的第二年，曾接受过特殊教育培训的北京儿童福利院院长王晨光也有了一套与马老太太不谋而合的想法，而王院长的方案更细致周全。福利院监管即孩子的监护权在福利院，医疗保障、教育费用仍由政府资助；院里取消礼贤福利分院，建立技术指导站，请特殊教育专家授课，培训指导家长并定期检查评比，热心负责的马凤英仍任主任。200多个孩子全部寄养到农家，儿童福利院按每个孩子200多元的生活费用和劳务费用贴补寄养户；福利院与寄养户签订寄养书，在生活条件、卫生条件、教育条件和孩子的身高体重上设有硬指标，按月评分，年底考核。
与此同时，儿童福利院还在山区的延庆县也发展了100多户孤残儿童寄养家庭。如今北京市儿童福利院在为900多个身体状况稳定的孤残儿童找到的“家”外，仍收养着400多名或因重度残疾或因幼小体弱需要专业护理和特殊教育的孩子，福利院由以机构教养为主转向了社会教养为主。
这900多个孩子，少则3人、多则5人一起寄养在新家里，和家里原有的孩子一起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到了上学年龄，他们就去村上的小学上学，语言、神情、心态别无二致，举手投足俨然土生土长的乡村少年。
救助服务一条龙
对西方国家争论的焦点之一“孤残儿童在收养家庭中易被歧视，被家庭中的婚生子女虐待”的问题，北京市儿童福利院在实行家庭寄养之初就予以防范。加入寄养的农户必须参加福利院开办的家长学校，经过一个阶段的培训合格才能签订寄养书。孩子的监护权在福利院，院里随时可以检查寄养情况，遇有不良现象，随时可以解除寄养关系。如果寄养户经济条件、居住条件趋恶，福利院可收回孩子的寄养权。最有效的监督措施，照马老太太说来，颇具中国农村特色：“让街坊四邻监督举报。咱农村家家敞门开户，谁家有点什么动静，少不了三五个耳报神前来通报。”马老太太也告诫家长们，对孩子也不能放手不管，该说得说，要让孩子懂规矩。
能上学的孤残儿童在乡村小学里和正常的孩子们一道接受教育，不能上学的孩子则要养成劳动习惯或教他们学会一种技能。北京市儿童福利院还在礼贤镇租了32亩地，租期20年，建成劳动技能培训基地。待到孩子们18岁长大成人，能求学就业的求学就业，一般的孩子可以到基地从事简单劳动，自食其力。4名在福利院长大的男女青年已在这里就业。通过劳动他们不仅衣食无忧，还有了自己的积蓄。
从儿童福利院收养到农村家庭寄养再到劳动培训基地自食其力，北京市儿童福利院为孤残儿童的救助服务形成了一条龙。
“检验一个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的标准，检验我们福利事业工作者工作成效的标准，不仅仅在于福利设施建了多少，孤残儿童收留了多少，更重要的是要看有多少孩子真正融入了社会，成为心智健全的对社会有用的一分子。”王院长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