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的教授们到北京延庆县扶贫，他们让农民做了这么个游戏：大家手拉手，绞成麻花状，扭作一团，然后让一个干部去解。干部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搞得满头是汗，愣是没解开。教授叫农民自己解，一声令下，“唰唰唰”，一分钟的工夫农民就解开了。

　 “你们算什么大学教授，倒像是幼儿园老师。”干部负气地说。

　 而农民则从农大老师嘴里知道了个新词：“参与式农村发展”。

　 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李小云认为：“参与式，就是向农民赋权。”

　 “参与式，就是你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

　 听农大老师刘林说，延庆县珍珠泉乡八亩地村的农民刘富山，参加过参与式培训，还是村里养羊协会会长。“他们村搞过参与式扶贫，他能讲清楚。”

　 “头一回呵，参与式。农大在俺们村搞的这个项目，在我大脑记忆里算是村上一件大事情。”刚坐到刘家炕上，老刘就开讲。刘富山60岁上下，讲话嗓门大，底气足。

　 “你说说，什么叫参与式？”我问他。

　 老汉腰杆一挺，特干脆地说：“参与式，就是你自己想干什么干什么！”

　 “那我想弄点儿钱吃了喝了。”

　 “那不行！”老刘指着我点拨道，“扶贫不是闹救济，你弄点钱都喝酒了，可致不了富呵，你总得有点目标，给你这个钱，是叫你因地制宜去发展的。像俺们村也有人说要汽车，那也不行。”

　 “怎么不行，有了汽车可以跑运输，照样可以致富呵！”

　 “那俩钱不够买汽车的，把别家的钱都集中给你一户，别人怎么发展呢。在经济很少的情况下，要因地制宜尽早地致富，是在这么个状况下的参与。”

　 刘林插话说：“买汽车不是不允许，但怎么分红，怎么管理，能不能带大伙儿一块致富，这些问题没解决，所以车也没买成。”

　 刘富山说那是1995年腊月的事，农大的林志斌、王伊欢、李小云、刘林等老师上来好多回，搞调查、开会。“先让大家找最穷的户，干部你提什么都不行，得大家投票。为本村最穷的30户进行排队。还要定项目，想干什么致富。”

　 “来一趟定不下来，再来一趟，还是定不下来，最后俺们才定下养羊呢。”老刘的老伴说。

　 “你们怎么选中了小尾寒羊？”

　 她答：“看电视呗。电视上说‘家有一只羊，油盐酱醋不用忙；家有两只羊，不愁盖新房；家有三只羊，存钱上银行’。再是人家小川乡，有养羊的，挣钱。俺们去看过，那羊产羔率特别高。”

　 老刘总结道：“参与式，就是让大家伙都参与，不让乡政府说搞什么，让俺自己说，是养羊呵，还是养牛呵，还是干其他的。我们就因地制宜，我们这儿就有山，能搞点畜牧业，大伙儿最后达到一致，结果有5户养牛的，18户养小尾寒羊的。”

　 “参与式方法的钱怎么用？”我问刘富山。

　 钱是农大从德国的一个基金会申请来的。“钱来时，在乡上开了会。我参加了。县上的姚副县长也来了。钱用红包包着呢，有多少钱说得明明白白的，我们村是6万块，那次一共是两个乡四个村，一共二十来万。”

　 八亩地村89户人家，最穷的排头里，头20户先分到牛羊，转过一年，再往下家。农户互相监督，滚动发展。

　 “参与式对农民来说还是个新方法。”农大老师说。刚开始，农民不习惯做决策，不自信，老想让干部替他们拿主意。商量钱怎么滚动：第一批受益户在两年后，将同等金额的钱或物传递给第二批农户，问大伙儿行不行？一个妇女马上答：俺们乡长在这儿，你问乡长吧。

　 乡长讲这回搞的是“参与式”，你们得自己拿主意，我说了也不算。农民一听，面露惊喜之色，然后开始讨论，定出滚动资金传递规则。

　 在另一个村子，让刘林他们很感动。农民们说：你们不用再说了，我们成为第一批项目户已经很幸运，你们不用担心，我们肯定会按时还钱的，即使牲口得病死了，我们就是向亲戚朋友借钱，也要还。

　 刘富山接着说：“俺们拿到钱，就到密云调羊，我跟着去的，羊50—100斤不等。在路上我们就把阉儿做好了：一大公羊搭一大母羊或者一大母羊加一小母羊相配，一对对，编上号。一车拉回36只羊，车直接开到商店大院，大家都来抓阉儿，直接把羊领回家。”

　 老刘家当时俩孩子，一个上学，一个在北京打工。“打工也落不下钱，屋里头的有高血压，又花钱。在村里算中下户，俺家头一批就领到羊。”老刘抓回来一大一小两只母羊。

　 “因为自己乐意养它，就当自己的小孩养，爱惜它，给它搭羊圈棚子，咱家种了6亩地的棒豆子（玉米），就喂它，五至七天吃一次盐，冬天喂黄豆皮子，我本身想干这，就能好好干。”一讲到怎么养羊，刘富山滔滔不绝。

　 “这羊最怕热，母羊怀5个月准下，最多下5只。”

　 “出去放羊，它不破坏生态？”我问老两口。

　 “不哪，这羊文明，不啃树皮，还可以圈养。”

　 “不啃树，不上坡，家里养，地边撂，长得快，下得多，最多一窝能下五六个，5年能下11窝……按照节气去放羊，春放阴，冬放阳，伏天要放树阴凉。剪毛要细心，春剪梨花……”这是老刘编的顺口溜，他养这羊，还真是下功夫钻研了。

　 “后来要求圈养，乡里发展板栗，出去放糟蹋人家树，赔不起。”

　 “俺家养了整4年，有六七十只。就两只羊，挣来了七八千块。去年4月都卖了。”

　 老刘现在养柴鸡和麻鸭子。“风险小投资少，好养，白天，鸡自个就出去了，找虫儿去了。鸭子一撒，自个就下河了，你要放晚了，它还不乐意，呱呱呱叫，意思说，赶紧把我放了吧，我热了，快让我下河洗洗去。俺们珍珠泉的鸭蛋最好吃，蛋黄是红的，俺们这里有河有鱼。鸭蛋腌好了，一斤能卖10块钱。”

　 “这儿的鸡鸭蛋，算是绿色食品了？”

　 “没错，绝对没污染，无激素。”

　 我问他们两口子，养羊挣的钱都怎么花了？老刘算道：“给儿子娶媳妇，生小孩办满月酒，添置了地柜、彩电，摩托车，都是卖羊的钱。”

　 “还有吃呢，待客呢。”他老伴插话说。

　 当年刘林第一次来，刘富山招待他的是5毛钱一包的烟，现在是“红梅”，外加易拉罐饮料。刘富山在他的顺口溜里挺豪气地说：“挣了钱，盖新房，里边全是壁纸镶，新的组合摆满屋，媳妇来了不用愁。电冰箱、电风扇，还买遥控大彩电，洗衣机没问题，那能花上几个大钱皮……早晨喝的二锅头，猪肉吃得嘴流油；中午喝的易拉罐，外带有点朝鲜菜；晚上喝的孔府宴，桌上炒菜一大片……”

　 “你这顺口溜里，怎么说了这么多吃呵喝的？”

　 他哈哈大笑：“有钱了，生活可不就提高了。”我问他，村里人通过这个项目致富没？

　 老刘答：“你说富得都像包工头子似的，一年几十万，那不现实。像俺村里一户姓杨的，从车上栽下来，现在拄双拐，他家要的是牛，牛又下了小牛犊子，卖了，用这钱做本钱，开了个小卖部，进了点小百货，卖些烟酒糖茶，现在可以维持生计，养家糊口了。再像孙富林家，老婆精神不太好，又有俩孩子，孩子还闹病，穷得连窗户纸都糊不上。他家也是第一批分到羊，养了一年多，又下了羔子。一共也挣了七千多，家里欠的钱全还上了。你像我家，如果不搞这项目，不养这羊，儿子娶媳妇我就得出去借钱，现在我内债外债全无。”

　 他开始数谁家买了摩托车：“蔡永祥家买了，胡俊林、李继海、张富宽也买了……”

　 我问：“如果不搞参与式，这钱直接交给村干部会怎么用？”

　 他说，以前村干部领导方法不妥，建了木锯厂、养鱼池，结果全垮了，欠了将近20万块的外债。“用的都是信用社贷款，没准就拿这钱顶债了，落不到我们大家伙头上。”

　 “现在他们知道找项目，发展项目了。知道要决策权了”

　 “带着黑板和小桌，牛皮纸手中握，板擦粉笔桌上搁……”老刘的顺口溜里有这句，说农大老师进村时带着这些东西。我奇怪他们为啥带这些，又不是来上课的。

　 搞参与式项目一般有这么几步：1、问题分析与主题确立；2、项目内容框架；3、项目计划；4、项目实施；5、监测与评估；6、项目最终评价。参与式还有些具体方法，像分析问题时，做富裕程度分类、制图、讲故事、画社会图表、关键信息复述等。

　 “参与式的过程，也是对农民进行教育和培训过程。我们一共在延庆搞过四期培训班，刘富山参加的是第二期，跟他同班的有乡长，也有县上的干部。培训也是参与式的，课堂上有角色扮演，老刘就演农户，代表农民利益。”刘林说。

　 “老爷子好琢磨，热心为大伙儿服务，村民选他当了村里养羊协会领导。村里谁家怎么样，有多少只羊他一清二楚。作为农户代表他系统地听了我们参与式的课。后来还给别人讲课，去乡上，到北农大，还去过南京。”

　 “你还去过南京讲课？”我挺意外。

　 老汉兴致勃勃：“好几个省的代表，就我一个是农民。到那儿不但任你吃喝，还一天给几十块工资（讲课费）。”

　 “你讲课，反应怎么样？”

　 他毫不谦虚，一扬脖子道“不赖！”

　 村里的养羊协会，主要联系外销，谁家羊下羔、生了病，也要帮着忙忙。刘林说：“以前农民各干各，老死不相往来，现在农民间也互相学习。比如说他们如今养羊，也参加培训。我们还请过北农大搞畜牧的教授来讲课。我观察过，教授讲课时，农民坐下老老实实听，教授也做了不少努力，深入浅出，讲羊是反刍动物，羊有几个胃，羊生病了，配什么药，多少摩尔，多少毫升等等。讲这些对农民有什么用？他还是没办法操作呵。农民听他讲，是尊重他，给他面子。

　 “等到一个养羊养得好的农民上来讲，那场面就不一样了，大伙儿一下就围上来，问这问那，‘羊长疥癣怎么办？’‘多长时间吃一次盐？’‘冬天下羔子咋整？’问题都很具体，好操作，农民对农民间的培训，效果很好。”参与式发展中，不同角色发挥着各自不同的长处，让不同的知识和技能互助、互补。

　 中国农大农村发展学院的老师，有不少在全国各地搞参与式扶贫项目的，学院的副院长叶敬忠经常带学生住在村里搞项目。有人在怎样做好参与式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与农民建立平等伙伴关系是关键。参与式过程，是外来者与当地人共同努力、共同受益的过程。

　 “初到一个地方，需要非常诚实地告诉村民你是谁，来干什么，个人的举止行为，应表现出谦虚、尊重、耐心，对村民所说的要表现出兴趣。围绕主题慢慢谈，不要急躁，集中注意力听，切忌打断群众的发言。要在画图、排序等活动中，不断鼓励村民，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外来者由于掌握一些专门知识、政策和项目，很容易被农民仰视。地位和自信心的不平等是很难建成伙伴关系的。

　 “要注意一些细节问题：如去之前做好准备，特别是成员间的分工与合作。包括准备一些糖果和香烟，把村民安排在一农户家，访谈时要做到促膝谈心，村民有丰富的乡土知识和劳动技能，也有分析力和创造力。事实上，一些外来者，越是离农民远的人越相信，自己具有专业知识，管理着项目，是高农民一等的人，大多数外来者习惯于作报告，挥动着指挥棒，访谈也像是审问，喜欢把自己打扮成导师，恩人，布施者……”

　 刘林说他早在80年代就搞过扶贫项目，也是在北京延庆县。政府提出在山区搞“三万工程”。农大也参与进去了，也是养羊，养的是辽宁盘锦的绒山羊。羊买回来，发到农民手里，可农民的态度并不积极，“不要白不要。羊领回家了，但他们不上心养。这羊不是我想要的，是干部让我养的，是替干部养的。”

　 “记得那是个冬天，我在办公室坐不住了，得去看看羊，这么冷的天儿，可别死喽。我到村里一看，好多老乡就往羊圈扔把草就不管了，羊病了也不请兽医看看。没准儿他们还想：死就死了，还可以吃肉呢。有两只羊打架，一只把另一只顶倒了，那只倒地下的羊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还是我把它扶起来的。

　 “还是在这个地方，还是养羊，不同的是我们用了参与式，反差太明显了。这回，农民把羊当宝贝疙瘩，有的农民冬天把小羊搁炕头上，还有人给羊起名叫大虎二虎，跟他家孩子一个待遇。羊病了，他们能跑上百里路，到我们学校来找我们……”

　 他明显地感觉农民的态度变了。以前下来扶贫，农民有什么事，就知道找政府，跟农民一谈，他们都说没困难、没困难，就一条：没钱，你给钱就行。“现在他们知道找项目，发展项目了。知道要决策权了，不光想着要钱了，而是想自己要干什么，发展什么。”

　 眼下，他们在延庆县还搞了另一个参与式项目“国际计划”，有一个村村民就提出要“崩坑”。现在种板粟来钱，农民要栽板粟，但这儿山地多为岩石层，用炸药把地崩松了，栽树爱活。

　 刘林说他们的设想是：搞参与式，对农民进行培训，培养出一批农民专家。下一步，让他们能自我设计、自我管理。让农民从体能型向技能型、智能型转变。

　 “参与式重视的不光是种了多少树，养了多少羊，多打了几担粮食，修了多少厕所，更看重人的能力的提高。只有人的能力提高了，这些质和量的提高才具有可持续性。培养能力，提高素质，是参与式的核心。”

　 “村干部再弄以前那套就不灵了，农民觉得还是这套公平嘛，以后他们就要这么弄了，村民的参与意识提高了”

　 到下头的老师说：搞参与式，农民挺欢迎。有的村民曾向他们抱怨：“平时看不见干部的影儿。”哪有人大老远地跑来，坐炕头上，促膝谈心，问问你有什么困难，跟你商量怎样找项目致富。

　 刘林说有一次在县城里，晚上没电，他在街上黑灯瞎火地走着，几个农民听见他说话声，就跑来招呼，叫他。“当时心里头感觉特别好，你给农民办一点实事，他都会记得你，真心地感谢你。”相对来说，一些干部的反应比较冷漠，常听到他们埋怨农民保守、落后、愚昧。“农民怎会知道做什么项目？”“参与式就是做游戏嘛。”“怎么知道农民是对的？”

　 在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县领导领着一个代表团风尘仆仆地从广东考察回来，他们对人家的香蕉产业，特别是工厂化育苗非常感兴趣，而对前来搞参与式的教授们不当回事。

　 搞参与式，开会不设主席台，会前先要自我介绍，不管教授、农民、干部一律平等相待。让那些坐惯主席台，做惯报告的干部，坐在农民堆里，坐在农民家的小板凳上，他们能乐意？在西北某县，农大教师简小鹰就碰到这么件事，一个县林业局局长，因遭此待遇而不满，两人起了争执，结果局长拂袖而去。

　 “有的地方政府，觉得没油水，捞不着钱，又要花精力，费工夫，无偿服务，就不太爱干，慢慢由一开始积极参与，到退出观望。”在有的地方，自上而下干部说了算，参与式也搞不成。

　 如某县通过参与式，农民决定种板栗和柑橘，等再过一段时间开会时，农民又改主意种杜仲，因为县里最近提出了“万亩杜仲工程”，向各乡村分派了任务，并限期完成，完成不了的，要追究干部责任。可农民对种杜仲不感兴趣，虽然抵触了一下，但最终还是不得不种杜仲。

　 “我们主要提供培训，把思路、方法告诉大家，没有政府参与组织、监督，也不行。”

　 在延庆县珍珠泉乡，我见到乡党委书记孙江，他快人快语道：“人家做的项目跟咱们以前做的不一样，人家是参与式的。到个村子也不让干部说话。谁家最困难，让老百姓说。”

　 “以前是不是干部一报就得？”我问。

　 “那可不是，咱们说句实心话，谁家最困难，谁家最缺粮食吃，开个会，村干部一拍脑门子，张三李四一报就完。有些就不实，他家的七大姑、八大姨都报进来了。现在不行，得大伙儿投票、排序，根据资金多少，从最穷的开始扶持。参与式扶贫是要瞄准最穷的人。”

　 “你也参与了？”

　 “一开始我就参加了，下村子俺们跟着去，都坐底下听，不让我们说话。那个项目给了俺们乡十二万五千八百元，扶持两个村子，50多户。老百姓反映好，大部分人都挣到钱了，除了极少数技术、管理不好，羊死了。”

　 “你感觉村民有变化吗？”

　 “有哇！村干部再弄以前那套就不灵了，农民觉得还是这套公平嘛，以后他们就要这么弄了，村民的参与意识提高了。”

　 “农民都参与了，有了自主权、决策权，你们当干部的，不就靠边了？”

　 他“嘿嘿”一笑道：“也不，你还得帮他们，像一开始引种，到防疫、饲养、技术管理培训，再到后来帮销售，政府主要是服务了。

　 “谁家有多少羊我一清二楚，谁要说羊死了，那不行，我得去看看，看那死羊去，你别偷着摸着给杀喽吃喽。我不能去看，也得让村里的养羊协会看，你说羊死了，下家还不干呢。政府也要监督项目的实施。”

　 一个研究参与式的博士说：干部和农民的关系变了，由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转变为新型伙伴式合作关系。

　 我曾问过刘林，你们为什么亲自把钱背下来，不通过转账等方式？说主要是担心中间环节卡住或挪用，不能直接用于贫困农户，再是增加透明度，便于监督。

　 我问乡书记孙江：“干部摸不到钱，不能支配项目资金，你们就没想法？”

　 “这个，这个……”他有点儿支吾道，“咱们说实在的，没想法，不符合实际。”

　 “那一开始你是怎么想的？”我追问一句。

　 “参与式吧，这在咱们这儿也是第一次尝试，得有个认识过程。当时我是科委主任，对新生事物还是能接受的，可好些村干部不理解呵。要按政府的意思，这钱不叫买羊，要拿这钱修水渠，砍树造地。可农民不干呵，给我们权利了，我们就得使，我们就要尝试尝试这种新法子。

　 “农民非要养羊，为啥？邻近的小川乡，从山东引来小尾寒羊，可有人发羊财的，一年能弄上万块。农民互相窜呵，都知道了。再说养上两只羊，也用不上多少劳力，绳一拴，拉着就走了。我们充分听取农民意见，农民自个说了算，比如有五户农民就是不想养羊，就想养牛，结果他们就养牛了。”

　 他还说，珍珠泉乡的小尾寒羊，就是从这个项目起家的，现在全乡有将近一万只，算是支柱产业。

　 “俺们乡，是延庆县最穷的乡，都是山地，4000来口人，5000多亩地，农业发展潜力不大，温饱可以解决，但致富解决不了，长远发展靠板粟，近期靠畜牧，靠小尾寒羊。”

　 我问他通过搞参与式，对他当书记有没有帮助？

　 他答：“集思广益，多听听农民意见，是对的。但事事都按老百姓意见办，那也不成！”

　 “农民成立了自己的协会，钱用得很好，那是命根子，干部一分钱也不敢动”

　 “谁是农村发展的主体？”中国农大农村发展学院曾搞过这样的专题研讨。

　 以往的经验都是：一靠政策，二靠投入，三靠科技。干部往往习惯了行政命令、自上而下的工作方法。对农民有偏见，要求农民绝对服从，甚至损害农民利益，屡屡发生“逼农致富”事件，这些在参与式中是大忌。

　 如果干部替农民决策，最后又不能替农民去做，那农民会做好他们自己不想做的事吗？“农民，才是农村发展的最终主人公和行动者。”李小云说。

　 没有人比农民更熟悉自己生存的这片土地，知道贫穷的滋味。他们在长期的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乡土知识，并世代相传，这是他们基本能力，是参与式发展项目的起点。并不像人们常常说的都是“落后愚昧”的东西。

　 “参与式农村发展目的：是让当地人民成为积极的分析家、计划者和组织者，外来者只是来进行适当的培训或提供信息技术服务，使农民能获得信息和新思路，提高农民自己分析、辨别、实施项目的能力。”

　 李小云说他们做扶贫项目有十多年了。“前不久，我们把陕北的一些妇女组织到西安开了个会，早上吃饭时，这些妇女都不吃，问她们为什么不吃，她们就哭了，说：饭是特别好，但是我的孩子要在身边就好了。”

　 “我们一是看到了女性的伟大，自己有吃有喝的时候想到的是孩子；另一方面又觉得，现在我们都穿什么样的衣服，吃什么样的饭了，还会有这样的事发生。这种差别实在是太大了，使我们长期从事扶贫工作的人不能平静，每天都不能平静。

　 “随着经济的发展，在追求效益时就会对一部分人产生激励，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一部分相对差一些，这种现象还会长期存在下去，贫困问题的研究与实践也将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贫困地方的老百姓是很老实的，听说你是从北京来，从省里来，都认为是来了财神爷。”谈起这些年做扶贫项目的体会，他认为，现在泛科学主义思潮盛行，把科学技术泛化，教授＝科学家，科学家＝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真理，所谓的科学决策在很多情况下却变成了错误地、不正确地使用资源的决策。“很多教授，像我一样的教授，能比贫困地区的群众更了解他们自己的情况吗？你能帮农民一下脱贫致富了，不可能的嘛。谁说教授一去就能帮他们搞项目？”

　 造成贫困的原因非常复杂，即使是同一座山，不同地段，地力还不一样；同一个村子，家与家的情况也不一样。“我自己搞过云南、四川山地研究，发觉大部分的所谓政府推荐的技术，像脱毒马铃薯、地膜玉米、杂交水稻等，实际上在一些贫困地区是不起作用的。这两张皮的问题，影响了扶贫的效益和效率。

　 “我们最近去西北，一个县长跟我说，他们正在搞一个400万元的项目设计，搞畜牧业，我说不能再搞了，你看那羊多可怜，走一天都吃不饱肚子，怎么能发展畜牧业？扶贫项目，一定要做成是农民自己的项目，而不是这书记、那县长、李教授或什么基金会的项目。”

　 怎么来衡量一个项目做得好不好，他说主要看三点：效率、效果、效益。比如我们建了90所学校，这是效率。有多少孩子因此就学，就是效果指标，什么是效益呢？那就是再过三五年，这里的教育水平是不是提高了，文盲率是否下降了……以前，我们太重视投入产出，不看重效果和影响，参与式发展更注重项目最终产生的影响。

　 “否则花再多的钱也是浪费，有的地方我先后跑了8年，感觉变化不大。”

　 参与式，是建立在贫困群体需求的评估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干部和专家思路之上。老百姓最需要什么，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怎么能解决？“相信农民，是很重要的，而我们只是帮助农民做工作。建立起农民自已担责任的决策、执行、监测、评估机制，真正让农民自主决策、参与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说起在刘富山他们村搞的那个参与式项目，李小云说：“当时我们提了一大包钱到延庆，当着农户代表面告诉他们：这是多少钱，现在交给乡长了，按照我们的项目规划来执行。农民都知道多少钱了。公开、透明是很厉害的。监督、民主不是很长的过程，就要一条：透明。农民成立了自己的协会，钱用得很好，那是命根子，干部一分钱也不敢动。农民是自己生活的主人，而我们也不是救世主。”

　 “有一次，一清早有3个农民跑到我家，说是羊病了，死了好几只，让我去。我说我不是兽医，没准你们比我还强呢。我找车把他们送回去，他们自己找了兽医，签了合同，把服务体系建起来了。

　 “经过这几年做参与式发展项目，我认识到农民的伟大，认识到他们中间蕴藏着巨大的潜力，他们有能力解决他们的问题，我们只是提供支持。

　 “让农民有所有权、自主权、决策权，因为他们是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