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校办产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校办产业。”在不少场合，记者听到这样的说法。有人把北大方正集团称为不仅中国最大、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校办企业。

　 这种说法没错。可是有一个背景：发达国家的高校根本就不办企业。

　 哈佛大学曾经产生过创办公司的念头，在美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诱惑是巨大的。1980年，哈佛的一位教授发明了一种通过基因工程手段使细菌表达异源蛋白质的方法。这一发明具有客观的商业前景。通用电器公司的一个子公司要用50万美元将专利买下。但哈佛不希望肥水流入外人田，准备自己与投资公司合作开办一家企业，由哈佛出教授、专利和设备，投资公司出钱并负责推销。

　 这一在中国高教界再顺理成章不过的设想，受到哈佛教授、学生、校友、新闻媒体及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如果哈佛带头从事赢利性商业活动，将在美国高等教育界引起连锁反应，最终导致高校与企业界的直接竞争。

　 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为此专门发表社论，质问：这一追钱逐利的行为是否会有止境？法学院为什么不能办律师事务所？商学院为什么不能办咨询公司？工学院为什么不能办建筑公司？社论告诫：大学在追求获利的时候，别将自己的学术灵魂给丢掉。

　 著名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巴尔的摩也说，大学必须将自己的投资政策与学术政策分开。

　 在强大的反对声浪中，哈佛被迫放弃了这一计划。哈佛校长博克在1980年年度报告中澄清自己的立场：大学在技术转让中的合理作用应是咨询、与企业联合、专利许可证、研究合同等，而不是与自己的教授开办新的企业。

　 哈佛的选择赢得了中国众多学者的赞赏。清华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王晓阳副教授就说：“如果一个学校直接为利润操心，那就会导致一些短期行为，它会把更多的精力和财力投入到与利润有关的事情上去，从而影响原创成果的产生。”

　 最典型的是斯坦福大学。身处硅谷之中，与硅谷的发展息息相关，但却没有属于自己的校办产业。斯坦福大学校长卡斯帕尔这样定位高校与实业界的关系：“斯坦福的故事，实际上也是斯坦福与硅谷之间关系的故事；不是一所大学试图成为地区和国家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的神话，而是它承诺并成功担负起高质量的教育、科学研究和革新责任的历程。”

　 卡斯帕尔一方面承认，技术转化作为主要源泉，高校和工业界的密切协作已经成了全球化的趋势和要求。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联系可以视作这种协作的典范。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如果一所注重研究型的大学依赖于商业产品开发或者政府工业政策的驱使，那就失去了它的优势，也失去了它永远不懈的探索和对知识的追求。

　 奇怪的是，中国支持和反对高校办企业的双方，都把哈佛、斯坦福作为自己立论的依据。反对者称，人家一流大学都不办企业，我们为什么要办？支持者则称，人家大学的钱多得都花不完，我们不办企业创收怎么行？

　 据报道，哈佛一年获得的社会资助就有150亿美元。中国高校的全部拨款加一起，也比不上哈佛一家。

　 大学缺钱就一定要办企业吗？牛津大学说：不。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夫人在英国执政，她要求“非赢利部门自己负责自己的事情”，英国各大学的经费在原来基础上被削减10％。牛津这所著名的贵族学校被逼到市场前沿，不得不开始重视产品的转化，把自己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待价而沽。但牛津坚守一个原则：学校可以支持教员办企业，自己却坚决不能办企业。学校只是起一个孵化器的作用。

　 近些年来，在牛津和英国其他大学的周围崛起了许多小企业，它们被称为spin off company，直译就是“剥离公司”。由学校出钱设立基金，鼓励员工在这类公司中自己转化成果。在学校的评估委员会界定是否对成果进行资助之后，教员不必理会市场前景如何，可以安心从事中试阶段的开发性研究。一旦成功，自有风险投资家介入，学校按照事先与教员签订的协议，抽取一定的比例；如果失败，那就当学校在搞科研。

　 其实，国外不论是公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尽管自己不直接办公司，但都不回避市场对科研成果转化的巨大作用，不约而同地充当起孵化器的角色，同时在市场和学校之间构筑一道坚固的围墙。

　 国内也有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应该学习英国大学的这种模式。但他们同时指出，我国的风险投资机制还没有健全起来，尽管高校也在努力成为科技成果和人才的孵化器，并为此建了许多科技园区，尽量提供最好的物质条件，可相配套的软件设施却跟不上。风险投资公司不够多，也不够健全，并不能让大学完全放心，把事情都交给公司，自己安心从事科研工作。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北大方正集团副董事长魏新认为，如果可能，社会上应该逐步建立起成熟的风险投资体系，用成熟的方式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让大学卸下本不属于它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