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为期一个多月的台湾“总统府经济发展咨询委员会议”结束，会议通过“共识意见”322项。对两岸关系，会议以“包裹处理”方式达成6项共识，基本接受两岸关系小组提出的“以‘积极开放，有效管理’取代‘戒急用忍’”的共识。虽说“有效管理”如何解读大有文章，但起码说明：“戒急用忍”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

　 李登辉提出“戒急用忍”

　 “戒急用忍”的直接目标就是阻止台商对祖国大陆的投资，长远目标就是要戒发展两岸关系之急。“戒急用忍”的始作俑者是李登辉。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为控制迅速崛起的台商对祖国大陆的投资行为，台湾当局制订“准许”、“禁止”、“专案审查”三类标准规范。面对一浪高过一浪的台商投资热潮，1996年8月14日，李登辉在“第三届国民大会”上表示，两岸经贸“延宕”台湾内部投资，对大陆的产业转移“忽略”台湾内部升级，“因此，以大陆为腹地，建设亚太营运中心的论调，必须加以检讨”。一个月后，李登辉在第三届经营者大会上表示：“我们必须要秉持‘戒急、用忍’的大原则，来因应两岸当前的关系。”10月21日，他又在“国统会”第11次委员会上表示，台大陆政策是“戒急用忍，行稳致远”。自此，“戒急用忍”不仅成为两岸关系上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也成为台当局大陆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为贯彻李登辉的“戒急用忍”主张，台湾各个相关职能部门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戒急用忍政策化”。“陆委会”开始以“台湾安全”与“两岸关系进展”来决定大陆经贸政策调整情况。“经济部”重新拟定“未来两岸经贸政策发展方向”，实行“投资从严，商业、贸易、科技交流从宽；大企业从严，中小企业从宽；特殊行业从严，一般行业从宽。”次年5月28日，“经济部”公布“企业对大陆地区投资审查办法”，内容是增加禁止投资项目；企业规模愈大，准许赴大陆投资额比率愈低；5000万美元以上项目禁止。为加大吓阻力度，台当局规定在当年7月至9月的3个月内，对台商投资大陆情况进行登记，逾期未报者，处以新台币100至500万元罚款。在限制台商对大陆投资的同时，李登辉还不时煽动对大陆的敌意，并且开始对两岸交往、各种交流进行限制，“戒急用忍”政策开始扩展到整个两岸关系各个领域。

　 新当局继续“戒急用忍”

　 民进党上台后，“戒急用忍”仍是其两岸经贸政策的主轴。新当局就职两个月后，“经济部”首次集合下属各单位检讨“戒急用忍”政策，决定将个案超过5000万美元的投资由“禁止投资”列为“专案审查类”，“禁止投资项目”由340项减为70项，“专案审查类”由3142项减为1200项；开放基础设施赴大陆投资。然而“经济部”的建议被“陆委会”否决。台湾新当局成立的跨部会次长级“调整戒急用忍专案小组”，先后于去年9月15日、10月31日与12月13日3次召开小组工作会议，专门讨论“戒急用忍”政策存废问题，但都没有对大陆经贸政策作出实质性的调整。

　 民进党方面为既继续实施“戒急用忍”政策，又减少社会各界尤其是工商界对该政策的批评，减少实施该政策对台湾经济的负面影响，提出许多新的方案与论调。台湾当局新领导人的密友、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陈师孟提出，对台商赴大陆投资征收“国家安全捐”，“寓禁于征”、“以价制量”进行控制。“陆委会主任”蔡英文提出建立“国家安全网”构想，既强化台湾的经济体质，又保障“台湾安全”。“经济部长”林信义和“经建会主任”陈博志等还提出“总量管制”办法，即制订一套新的标准。自称“一见数字就兴奋”的民进党秘书长吴乃仁提出，应用“引导”取代“阻挡”方式来规范台商赴大陆投资，并建议采取“配额制”，即规定台商在台湾每投资100万美元，就可取得投资大陆20万美元的权利。后来出任“央行副总裁”的陈师孟、陈博志等负责经济的人，危言耸听地称，如果拿掉“戒急用忍”政策，直接开放“三通”，将会引发产业危机，进而引爆金融危机，产生“黑洞效应”。“央行总裁”彭淮南夸大台商对大陆投资数字，声称台商投资大陆历年累计金额已超过700亿美元，而民间估计更高达1000亿美元，相当于台湾的外汇储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更有一些人公开造谣说，台商已经“掏空了台湾经济”。

　 民进党当局坚持“戒急用忍”政策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工商界龙头人物时常出面重炮轰击一番，“泛蓝军”则把推动两岸经贸、松绑“戒急用忍”作为反击执政党的主要口号，甚至当年参与制订“戒急用忍”政策的人士也出场公开反对。传统产业要求开放对大陆投资，新兴产业则有人喊出了“要把大陆当成本地市场，发展台湾知识经济要仰仗大陆资源”的呼声。

　 走到尽头的“戒急用忍”

　 “戒急用忍”政策的实施，在限制两岸经贸，尤其是限制台商对大陆投资方面起到了极坏的作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两岸的正常经贸关系被严重扭曲，很多台商投资项目被取消，有些投资领域被禁止，最为典型的就是台塑在福建的化工、发电项目被迫中止。同时，也应该看到，“戒急用忍”政策实际上无法中止两岸经贸的进行。5年来两岸经贸一直在稳步上升，以去年为例，两岸经贸达到创纪录的305亿美元，几乎占两岸经贸总额的六分之一；台商对大陆投资总额增长一倍以上，形成第二波投资热。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是人所共知的，如果没有生意可做，没有钱可赚，即使没有“戒急用忍”政策，台商也不会来大陆投资；如果有生意可做、有钱可赚，实行“戒急用忍”政策，台商也会来大陆投资。在促使台商到大陆投资的众多因素中，经济效益是台湾工商界热心两岸经贸的主要原因。

　 如何评价两岸经贸对台商和台湾经济的影响，第一，千万不要低估台商的经营水平。且不说两岸经贸和台商对大陆投资让多少台商换来事业第二春，赚回多少钱，如果真是如吕秀莲所说赚钱的台商只有三分之一（1万家），请问难道其余三分之二（2万家）的台商都是属于只会砸钱不会赚钱的企业家吗？台湾当局极力阻挠台商投资大陆，跨过海峡登陆投资的台商却越来越多，这能说不是经济利益驱使而是大陆“以民逼官，以商围政”的结果吗？第二，千万不要低估两岸经贸对台湾的经济促进作用。台湾对大陆的每年超过200亿美元的顺差不是赢利，难道对日逆差200多亿美元才算赢利吗？如果没有对大陆每年200亿美元的顺差，台湾经济和对外贸易恐怕真会出现“黑洞”。台湾的外汇储备超过1100亿美元，绝大部分是对大陆的顺差获得的，请问这是“充实台湾”还是“掏空台湾”？如果真是“掏空台湾”，“经发会”怎么能够通过“松绑戒急用忍”这一共识呢！之所以出现与“戒急用忍”政策的制订者愿望相反的结果，证明“戒急用忍”政策实际上是损人不利己的政策。

　 既然“戒急用忍”不能阻止两岸经贸的发展，又遭到台湾主流民意的反对，为什么取消它还如此难？这是因为“戒急用忍”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它是台湾执政当局僵化、反动、倒退的大陆政策的标志，“台独”势力寄希望通过“戒急用忍”，实现阻隔两岸同胞来往、弱化两岸民族感情、实现分裂的梦想。因此，在“经发会两岸关系小组共识”出来后，“建国党”、“台联”、“北中南社”、吕秀莲和李登辉等落魄的“台独”分子纷纷公开跳出来谩骂“经发会共识”。

　 “经发会”通过“松绑戒急用忍政策共识”是值得肯定的举措，是岛内民意使然，说明发展两岸经贸、推动两岸关系前进已经成为不以某些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需求，只是落实“经发会共识”尚有诸多难点，具体说来有“三难”：一是改头换面。会议一结束，台“经济部”就提出对台商投资大陆，“禁止类”减为73项，“专案审查类”减为431项，共计放宽项目1400项。但是“经济部长”林信义又提出将以“投资比例”来对台商投资大陆行为进行限制，以确保“根留台湾”。因此，“积极开放”只是“部分开放”；“有效管理”只是“继续限制”，也就是说台湾当局不可能完全依靠经济规律来处理两岸经贸事务，推行没有“戒急用忍”的“戒急用忍”。二是障碍重重。如果真要松绑“戒急用忍”，真想发展两岸经贸，必须首先开放“三通”。“三通”不通，缺少落实“经发会共识”的关键的经济条件。三是釜底抽薪。“松绑戒急用忍”无论是扩大两岸经贸交流，还是改善两岸关系，都需要两岸进行商谈，接受“92共识”是两岸商谈基本前提，“经发会共识”缺乏这一条，是最大的败笔，说明民进党当局仍然无意改变其基本大陆政策，因而也就让落实“经发会”关于松绑“戒急用忍”的共识缺少起码的政治基础。

　 “经发会共识”条文虽然已经出台，但是万丈高楼平地起，如何落实又成为一个更大的难题，而在可见的将来民进党当局是不会也没有能力解开“三难”这个死结，这是问题的要害，也是民进党当局容忍“经发会共识”出台的原因，因此“经发会共识”很难避免岛内媒体所说的“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