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意到，近来媒体披露了数起患者与医生发生冲突的事件。老实说，我非常同情患者。郑州一位小孩因阑尾炎治疗，死在医院，他的父母得到的却是7米长的账单。当我看到小孩的父母寄来的有关材料后，禁不住泪流满面。在我的周围有太多草菅人命的案例。一位剖腹产的妇女，肚子上留下山脉一样的疤痕；一个小孩做激光美容手术，被告知没有任何副作用，可至今额头上被激光打白了一大片。现在，翻开报纸，医疗事故的报道经常出现，即使这不能说明我国医生的道德水平在下降，但总不能说我们的医生道德水平在提高吧。

　 一些可爱的大夫认为医生是高风险的职业，他们不可能医治所有的病症。在许多时候，患者死亡是医疗技术不发达所致，相信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发展，医疗事故就会减少。实际上，这位可爱的医生所持的观点是非常站不住脚的。诚然，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有些以前无法治愈的疾病现在会得到医治。但是，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医疗技术的问题，而是医生的疏忽大意过失问题，是医生不把病人当作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的问题。希望我们的大夫不要偷换概念才好。

　 作为一名律师，我处理过一些医疗事故纠纷。在我看来，在医患关系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例如，当患者爬上手术台的时候，医生会给患者的家属递上一张通知书，上面写着手术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要求患者的家属承诺，如果出现不测，医院概不承担责任。一边是疼痛难忍的病人，一边是生死文书，患者的家属签还是不签？像这一类带有胁迫性质的协议，什么时候成了医院里的“行规”？这些玩艺儿哪里还有一点人道主义的精神？如果患者真的死在手术台上，凭着患者家属签字的那份协议，医院完全可以逃避责任。医生首先应该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一个能够换位思考的人。如果你是一个需要开刀的病人，需要陌生的大夫为你动手术，让你承诺出问题概不负责，你心里会是何种滋味？

　 变革的时代，是一个重订契约的时代。原来没有契约的需要订立契约，原来不公平的契约需要重新修改。我们各行各业改革的实质就在这里。具体到医院与患者的关系而言，也需要重新订立契约。在这个契约中，首先必须端正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患者有权了解医院服务的内容，医生必须告知病人其病情以及治疗所需的步骤和程序，必须告知病人在每一个治疗阶段所需的基本费用。事实上，在其他行业，这些都是交易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如果当事人一方隐瞒事实，有可能构成欺诈，行为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为什么到了医患关系中，当事人的这些权利就不能体现出来呢？

　 一个理性的人不会要求医生包治百病，但他有权知道医生对他病情诊断的结果。当他对诊断结果表示怀疑时，有权要求复诊，也有权选择其他的大夫重新诊断。这些都是契约精神的基本体现。如果患者连这些权利都没有的话，我们的改革也就毫无意义了。如果医生与医生串通，或者医院与医院勾结，共同对患者进行误导，强迫患者接受他们的治疗，则无疑是欺行霸市，强迫交易，有关主管部门应当进行行政干预。

　 当然，我也注意到有关医政管理部门宣布医疗纠纷不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知道是谁给了他们这一权力？那么，医患纠纷是否适用《合同法》和《民法通则》呢？有关当局不会宣布医患纠纷同样不适用《合同法》和《民法通则》吧？

　 有的医生还对法院直接受理医疗事故案件耿耿于怀，认为不经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受理案件是鼓励患者与医院打官司。这实际上又是一个误区。医疗事故鉴定是医生和医院承担行政责任的必要条件，而患者根据其与医院之间的医疗合同关系到法院起诉，不需要行政部门作出医疗事故鉴定。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法医鉴定，它与医疗事故鉴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些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直接受理医疗事故案件无可指责。

　 总之，在未来新的医患关系中，医院与患者之间的权利义务要平等，患者的权利特别是知情权要得到尊重。一旦发生医患纠纷，法院可以直接受理，毋需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除此之外，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也应当实行重大责任事故制度，凡是属下的医院出现了重大医疗事故，行政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应当承担行政或刑事责任。只有这样，医政部门才不会尸位素餐。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