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获得了第二个青春

　 “到老年大学去／像当年在延安抗大窑洞里那样／做一名学生静静地听课……”短短一首《老战士理想之歌》，77岁的马国昌默诵了不下20遍。他对自己说，马上就要给大学生们作报告了，要尽量脱稿演讲。

　 1983年，58岁的马国昌从空军某部宣传部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后，正逢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社会上各种思潮蜂起，人们的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一天，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派人到马国昌所在的上马庄干休所，请他给大学生军训学员作一次革命传统报告。这一讲成为马国昌新事业的开端。从此，这位老人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成为“三个代表”的忠诚实践者。

　 在马老的记忆中，最深刻的是1993年8月间的一件事。

　 那天，马老应邀到宁夏作巡回报告。一行人来到六盘山下，遇到两个军人正赶着骆驼往山上拉水。突然，一位军官跑过来对马国昌说：“您是马老吧，我是这个山上雷达连的连长。当年我在空军雷达学院读书时，您给我们作过报告，在这儿，我还常用您的报告教育连里的战士呢。”

　 马国昌没想到，自己一场普普通通的报告，会给人留下如此深刻的记忆。从此，他更加不知疲倦地奔走着。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从心底里更加坚定了干好这项事业的决心。

　 湖北省洪山监狱的大学生劳改犯高卓心听了马国昌作的《人生的道路该怎么走》的报告后，一晚没睡好觉。他给马国昌写了一封2000多字的悔过书：“我曾经是一名大学二年级学生，为了追求‘潇洒’的生活，跟别人一起在社会上行窃，被判了11年。我很后悔……面对现实生活我几乎失去生存的勇气。”高在悔过书中还写到，他想彻底改掉恶习，刻苦学习知识，但是害怕出去后，亲戚朋友都嫌弃他，也没有单位敢再接纳他。他感到自己像是被世界遗弃的坏人。

　 马国昌立即给高卓心回信，说“我深信一个做了坏事的人不等于没有良心”，表示“愿意与他交个朋友”。后来，马国昌还专门来到洪山监狱看望高卓心。

　 就这样，马老与小高成了“忘年交”。高卓心以自己的行动获得了减刑的宽大处理。

　 “我个人的能力很有限，如果把干休所里的老战士都组织起来发挥作用就更好了。”不久，老战士报告团成立了，老将军张绪当团长，马国昌任副团长。从此，他和一帮志同道合的老战士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张老将军告诉记者，去年，因为患有严重的心脏衰竭、骨质增生等疾病，马老的身体撑不住了，萌发了退意。可当他听到深受“法轮功”之害的青少年刘思影和陈果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的消息时，心疼得愤怒了。他又重新站上讲台。他不忍看着青年人失去纯洁与热情，不忍看着他们正处花季就枯萎凋零。

　 向马老核实这件事时，他有点不好意思。“与青年人为友，是我做过的最好的事。在与青年相处的日子里，我获得了第二个青春。”他由衷地说。

　 这项事业将伴我终生

　 在代沟得到人们普遍认同的时代，一个老人的报告为什么能拨动青年人的心弦，激起青年人的共鸣？马老说，不管是老年人还是青年人，只要能互为朋友，真情相待，就能彼此沟通、理解、接受。

　 “当然，我也特别注意克服‘两个老化’问题。身体老化是自然规律，无法改变；但知识老化，就需要不断学习充实自己，观念要不断更新，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

　 在马国昌眼里，一场报告就是一次出征，一次冲锋。离休后的马国昌，一天也没放松过学习。在他的卧室里，一排长长的书柜，放满了政治、军事、文艺、教育、计算机、网络等传统的、流行的书籍，畅销书、青少年喜爱看的书刊，他都尽量买来读。

　 为了让听众与自己首先从心理上拉近距离，使听者闻之动容、思之有趣，马老把作报告当作一门艺术来研究。给人作报告，他首先要了解听众的职业特点和思想情况。为此，他积累了130多种“开场白”。

　 一次，马老到武汉盲人学校作报告，一开始他就讲：“孩子们，昨天我一夜没睡着，给你们写了一首《盲童之歌》，现在念给你们听听———不要说我病残眼盲，我心中装着太阳；是社会主义祖国让我们坚强成长，我们要自食其力学会一门专长；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五彩缤纷的阳光……”马国昌在台上念着，孩子们用盲文记着。讲完课，一个小女孩恳求说：“马爷爷，您讲得真好，我看不见您长得什么模样，想摸一摸您，行吗？”马国昌眼睛一阵潮湿，哽咽着说：“行，行”，一把把孩子搂在怀里。

　 他到地质部门作报告，开场白便是：“同志们，你们为人民找矿辛苦，我是知道的，那真是‘上山背馒头，下山背石头’哇！”大家一听，都说：哟，这老同志还真懂行哩。

　 有人称马国昌为“孩子王”，他愉快地接受了，因为离休快20年了，他在社会上交的青少年朋友真不少。如果偶尔没有一周两次的作报告，他就躲在简陋的书房里，给那些认识或不认识的青年朋友写回信。

　 想想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想想自己与青少年结缘的离休生活，马国昌说：“真的没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去干别的事。这项从60岁开始的新事业将伴我终生。”

　 图为马国昌来到空军雷达某连阵地，向官兵们宣讲江泽民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李彬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