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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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殊的“希望工程”

本报记者 任彦宾

  从2000年9月30日那天开始至今,内蒙古大学法学院2000级学生马宁宿舍的枕头下面,总放着一个小账本。账本上记录着马宁每一笔大一点的开支,每隔一段时间,她要“审查”一下自己的花销,看看把钱用到了哪儿。“我知道,国家拿出这笔钱来不容易。”她说。

  马宁说的这笔钱,指的就是国家“西部开发助学工程”助学金。2000年9月30日,内蒙古5所高校的85名特困学生一起领到了一学年5000元的助学金,其中就有马宁。“拿到钱的那天,我就给妈妈打了电话,告诉她借别人的钱可以还上了。”马宁默默地讲述,“我和妈妈都哭了”。

  马宁来自内蒙古最贫困的乌兰察布盟的一个小镇,“干点儿打字活”的母亲的微薄收入,是她们一家四口人惟一的经济来源。2000年,考上大学的马宁踏进内蒙古大学校门的时候,身上揣的几千元学费大部分是父母找遍了亲友借来的。“是国家‘西部开发助学工程’的助学金,给我提供了能够在学校安心读书学习的机会。”

  西部有许多品学兼优的青年学生,他们因家庭生活困难而进不了大学。“西部开发助学工程”的资助,对这些学生来说就是雪中送炭。

  靠着学校和老师的帮助,内蒙古农业大学生态环境学院2000级学生赵杏花艰难地读完了高中。面对高考,她犹豫过;考上大学,她又喜又忧。赵杏花的家里,只有77岁的老母亲与她相依为命。家里的生活来源,就是政府每人每月140块钱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十几岁时,赵杏花就体会到了面对柴米油盐的烦恼。

  “先上了学再说吧,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再说,政府对贫困学生也不会不管的。”高中的老师们这样劝她。

  老师们东拼西凑给她借了2000块钱,但还不够交学费,赵杏花忐忑不安地入了学。“我一直在怀疑,自己能不能坚持到大学二年级。即使每年能借够学费,家里那种情况,又什么时候才能还上呢。”她说。

  就在她为还差1000多元学费发愁的时候,赵杏花领到了5000元的助学金。“5000元,对我来说真是一个天文数字。领到钱的下午,我就回到中学把老师们借我的钱全部还上。他们也由衷地为我高兴,都说我的运气好。”赵杏花说。

  所有受资助的贫困学生,都在教育部门建立了档案。学校的负责老师也都经常与他们联系,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在以前,对于党和政府的关心,我们总觉得遥远。可这回落到了自己身上,才真正感觉到国家对我们这些西部的贫困学生真是下了大力气了。”内蒙古农业大学林业工程学院受资助的学生万爱民感慨地对记者说。

  对于每一个受资助的贫困学生来说,“西部开发助学工程”的救助都成了一种学习的动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扶贫工程’,而是一个特殊的‘希望工程’。‘西部开发助学工程’不仅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更是为西部的开发培养人才的举措。”万爱民说,他刚刚在全班德、智、体综合测评中获得第一名。

  暑假期间,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明办和教育厅专门安排“西部开发助学工程”受资助的85名贫困学生参加了暑期活动,学生们对“西部开发助学工程”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在内蒙古伊利集团宽敞的生产车间里,他们感觉到了现代化的气息;在包头市著名的钢铁大街上,他们看到了城市建设的新貌;在呼和浩特的昭君墓,他们体会到了千百年来民族团结伟大的力量……内蒙古农业大学林业工程系受资助学生韩雍键对记者说:“要为家乡做贡献,这样的字句我们常把它写在作文里。可暑期活动之后,我发自内心地真想这么做。”

  暑期活动回来,赵杏花写了近4000字的“感想”,“收也收不住”。在文章中她这样写道:“‘西部开发助学工程’给了我面对生活的勇气,挑战未来的动力,使我们受到了精神的震撼、心灵的升华。我不会忘记‘饮水思源’的古训,更不会忘记自己是西部的一员,扎根内蒙古,献身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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