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报“高校企业改制系列报道”发表后，在教育界反响强烈。近日，华南农业大学科技实业发展总公司副总经理许奕进写来一封信。他在信中说：我从事高校企业工作已有9年，贵报所报道的内容与观点，正是我们多年来的体会。希望报道能更好地推动高校企业的深刻变革。

　 许奕进的希望，正是我们报道的初衷。为此，我们将许奕进随信寄来的文章摘要发表，以期引起更多的思考和讨论。我们相信，许奕进提出的问题，不是个别的，不是他们一所学校所特有的。每个大学校长和校办企业的领导人，在改革中都必须正视这些体制缺陷，都不能回避这些观念障碍。

　 江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指出：“无论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要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如果它们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成为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障碍，那就必然要发生调整和变革……”

　 江总书记的讲话给我的启发很多。这里结合校办企业的一些情况，我想谈谈对校企改革势在必行的一些感想。

　 从1984年华南农业大学成立华南农业科技教育开发公司算起，学校投资办企业整整17年了，却没有开发出一个像样的产品，没有一项专利、成果、商标，也没有稳定的客户和营销网络……我们有的只是经验教训，不断地经营亏损、遭受欺骗、大量浪费。

　 办企业本身就有风险，谁也不能保证成功，问题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我们都找不出根本的原因，也找不出直接责任人。因为每次失败都是集体领导的失败，都是好心办坏事的失败，领导们、职工们为此付出了很多汗水和心血。他们都是打工的，成功了拿不到什么好处；失败了，也没有什么可以赔偿。而且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谁又忍心去追究他们什么责任呢。学校领导也操碎了心———企业领导换了一批又一批，校企会议开了一次又一次。

　 我从1997年开始担任校企的副总经理，分管开发部业务。上任伊始，干劲十足，信心十足，没日没夜地工作。几年过去了，成效却令我心酸———尽管付出了那么多，可业务就是很难发展。而从开发部跳出去的三位临时工，仅凭从开发部学到的一些经验和知识，两三年后都成了百万富翁。他们的资产，个个都超过了开发部的总和。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冥思苦想，深深感到是校企的现有体制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政企不分的用人制度，使企业干部职工既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经验证明，没有奖励、没有处罚的用人制度，是不利于企业发展的。

　 论资排辈、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使得工作上不是鞭打快牛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吃；分配上都是僧侣分粥，一人一碗。这样的分配制度只能把勤人养成懒虫，不可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不可能吸引到优秀的人才。

　 效率低下的工作制度注定是：一些很简单的事情，都要左请示右请示，左审批右审批。等请示完了，审批完了，早就时过境迁了。企业改制试点我们研究讨论了两年，至今未能迈出一步。如果在战场上，这将贻误多少战机！

　 单一的产权，使企业经营没法按市场规律运作。校企是学校独资的，所有产权都属于学校。“赚钱多少与企业无关，亏损多少由学校买单”。

　 校企缺少一种强烈的创新精神，缺少那些敢于创新、敢于冒险的创业者。

　 校企少市场观念，不知道市场在哪里，不知道哪些成果可以开发，应怎样开发；弄不清楚竞争对手的虚实，也不清楚自己的优劣。作决策、作计划、定指标等往往脱离市场、脱离实际。还有对创品牌毫无意识，对人才不重视，对资本积累不重视，单纯把上交多少作为衡量企业政绩的标准等问题。

　 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不断改革。学校党政领导对校企改革非常重视和支持，并提出了不少改革方案：一是对所有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将企业逼向市场；二是对部分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然后在全校推行。学校通过总公司对各个企业持股，也让各企业职工、领导、科研人员持股，还允许社会其他人员投资持股等，以便更好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我个人认为，对没有多少资产，多年来利润很少甚至是亏损的企业，还可以进行承包、租赁、合并、破产等办法进行改革，只要是符合“三个代表”和“三个有利于”的，对学校有好处的，都可以大胆地改，大胆地试，不要有包袱，不要有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