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四
一早出去遛弯儿，石林中有雾。彝族农民牵着牛在巨石间一小块一小块的红土地上耕种，狗在路上跑，小孩也在路上跑，一幅小家小户单干的情景。几百年前中国画就歌颂这种场面，当做一美。
九乡溶洞风景区修得很气派，有华丽的大门和整齐的停车场，还有一个很像样的贵宾接待室。三角洞是假装探险的那种洞，车开不到跟前，要走很长一段田埂小路，过一条小溪，才到。我看到的野炊是当地驻军的几个战士拿着家伙什到洞口给我们做彝族饭，有肉骨酱、猪血、红豆子、青菜炖豆腐皮、豆子闷饭，还有烤鸡翅什么的。他们还备了一种暗红色的彝族甜米酒，用一个大塑料桶装着，25公斤。
饭吃得很香。杨局长开始拿着纸杯挨个敬酒，他们说这酒没度数。我们喝了几口，也觉得没度数。喝了一会儿，气氛有些热烈，我开始觉出这酒有度数了，但自恃在北京是喝二锅头的，便有些逞能，来者不拒。喝了一阵，腔子整个灌满了，一杯酒喝一半必须跳着脚蹾一蹾才能喝进去后一半。25公斤装的塑料桶还剩二指宽的底儿，我对杨局长说，你是喝酒喝出的副局长吧，咱俩把这全喝了。
喝完酒我就不太记事儿了，只觉得场面有点乱，到处有人跑来跑去的，每个人都在大笑、乱叫，还有人声嘶力竭地唱歌。
我们一帮人打着手电进洞探险，我和杨局长互相搀扶着走在队伍中间。手电光在黑漆漆的洞壁上晃动，脚下出现两行石头，我一脚踩上去，脚一软，带着杨局长一齐扑向暗中发亮的水面———这是我最后一个印象。
星期五
早晨很早就起来了，发现腿疼，两个膝盖都破了，结血痂，其中一个肿得很高，右手也划了很多血道子。鞋和裤子上也都是泥。
总不能不出门，硬着头皮出了房间，做浑然清白状下楼去餐厅，几个人看见我都笑，问我记不记得昨天的事。他们说我从洞里到车上是县公安局的两个警员架过去的，很像从哪儿抓出来的现行犯。说杨局长破了相，脸上划了个大口子，血流不止。说我的衬衣是旅游局小张洗的。我嘿嘿然，半天说了三句：有辱斯文，有碍观瞻，斯文扫地。接着向众人告罪。这个早晨，我见到一个人就道歉，再三道歉，直到弄得人家比我还不好意思，心方稍安。这时又来了两个当地的女记者，一见我也笑，显然是知道了。她们说昨天就听说我干的好事了。
她们问我和她们聊天会不会担心她们乱写。我跟她们说，我总要相信一些人，我宁愿还是先相信人，直到这人证明不堪信任再一个个择出去。初次见面无从辨别，我一般倾向相信女的，女的里倾向相信年轻女子，年轻女子中倾向相信面貌娇好的，面貌娇好的倾向相信生活无忧的。因为这类人群社会压力比其他人群要小，人性得以保存相对完好，环境允许她们善良，她们也没理由不善良。再说如果被人骗是注定的，与其让别人骗还不如让她们骗。
我们聊得很好，起码我说话时没什么障碍。我有印象的有两个话题，一是她们问我对批评过的人有没有后悔的，我说有，一是白岩松一是梁晓声。批评某人也不是就恨铁了这个人，大多数时候只是针对他的某一方面。二是谈到“心灵自由”。我把这当做生活好坏的标准。而且就因为心灵本不自由，所以要豁出去奔向自由，哪怕是步入歧途———那也注定无法自由。
这中间发生了一点不愉快，一个前天见过的女记者带来一个严肃的年轻男子，上来就严肃地对我说他有一个绝好的写作题材要提供给我“有关科学”的。我说我不写别人的东西，“我也不懂科学”。我说的是老实话，我不是报告文学作家，也不是张平那样关心民生疾苦的人民作家，我只写我自己，除非你张罗着把我枪毙，我才改。我从事写作之后受的最大骚扰就是老有人要给我讲一个“特棒的题材”。我不需要。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向人解释清楚我不需要，因而不胜其烦。我有读者，所以也别拿文学脱离人民、人民拒绝文学这样的废话跟我说，即便有一天我没有了读者也不改其衷。
这件事让我最不舒服的是我要拒绝一个看上去很诚恳的人，也许他还会觉得受了伤害，他也确实在一边嘟嘟囔囔。这是那个女记者强加给我的，被迫当一个无礼的人让我很生气。
女记者问我，你对诺贝尔奖怎么看。
我说，你能不采访我吗，你已经让我有点烦了。
从下午开始我就一直在喝啤酒和葡萄酒，到酒吧改喝黑扎啤。喝了两扎后越喝越醒，最后酒劲儿完全退下去了，坐在那儿像喝水。
星期六
醒来看手机，夜里三点。怎么睡也睡不着了，心里是空的，像一所空房子。觉得一切都远，家、所有亲人都远，远得像在另一个星球上。起来用宾馆的信纸和圆珠笔写字。宾馆的笔不出水，写出来的笔画断断续续。
写了两页，又上床睡觉，也睡不着，就干躺着。一会儿听到外面有动静，开门看是一服务员推着一辆早餐车从走廊经过。
又躺了会儿，听见林白的说话声，开门出来，他们去迪庆的出发了。我们告别，说北京见，其实在北京也都不见面。
我和陈染7点出发去机场，阎连科也出来送我们。他一个人去武汉，10点的飞机。我们说最后走的人最凄凉。
送我们去机场的有旅游局的小张，一个很好的姑娘，云大英语系毕业的。一路上我净给她添麻烦了，她都忍受了。在机场小张和我们留影，我一个劲向她道歉。
然后就挥手告别，然后就进安检，然后就上飞机，然后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