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作为第一任代表团团长，您认为当时中国提出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主要的考虑是出于哪几个方面呢？

　 沈觉人：中国向《关贸总协定》提出申请是在1986年的7月份，但实际上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准备远远早于这个时间。

　 当时有3个方面的考虑：第一，1971年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1980年又先后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得合法的席位。这种情况下，世界3个主要的经济组织，只有《关贸总协定》我们还没有恢复；第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来改革开放，加快发展国民经济，也必然要求更加紧密同国际经济的联系和合作，也就是后来我们讲的同国际经济接轨；第三，更重要的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样一个优良传统。

　 问：当时的背景之下，我们还有没有其他的对《关贸总协定》的一些新认识，在这个决策中起到一定的影响？

　 沈觉人：我们当时经过了仔细的调查研究，从两方面对《关贸总协定》有了一些比较新的认识。第一个就是《关贸总协定》是规范当时的世界贸易的一个组织；第二个，《关贸总协定》的成员方在当时的贸易总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85％，同时中国跟《关贸总协定》成员方的贸易量占中国整个进出口贸易量的85％，这两个85％说明《关贸总协定》是相当重要的。我们中国不管参加也好，不参加也好，它的各种规则对我们都有直接、间接的约束力，所以，我们认为，恢复我们在《关贸总协定》的缔约国地位对我们是有利的。

　 问：早期谈判中有什么特别的感触吗？

　 沈觉人：我记得，在日内瓦，我们就中国的贸易制度去答复人家的问题的时候，主要的困难就是中国还是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国家，而《关贸总协定》是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国际的多边贸易组织。当时，各国的代表提出来的，很多是这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的差别所带来的问题，比如，你们计划怎么制订，你们的价格怎么定。在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的价格大部分是国家定的，关税也比较高，所以，答复的时候也比较难。谈判有一定的难度。

　 早期谈判最有感触的是，我们改革的不断深入与谈判的相辅相成。我记得从1987年开始，连续3年去日内瓦开会，每次都有新东西带给人家。而且，我们回来也认真学习国内新事物，然后再去给人家介绍，每次都有新发展。应该说，改革是推动谈判进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

　 （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