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控制通胀，撒切尔一举削减了十亿英镑的国债，将银行的准备金率，提高到百分之十，把最低贷款利率，提高到百分之十七。紧缩的货币政策，使经济增长几近谷底，失业更为严重。然而，当英国走过这个“拐点”，便柳暗花明，经济开始回升，撒切尔有惊无险，闯过了难关。
20世纪70年代，英国社会危机四伏：物价飞涨、生产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工党政府面对困境，虽是忧心如焚，但也无力回天。1979年，54岁的撒切尔临危授命，出任英国首相，她高举自由经济的旗帜，大刀阔斧地改革政府管制，并亲自主持了英国的“货币主义试验”。
二战后的一个时期，英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加以干预。推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一方面，它为英国创造了短暂的繁荣，1951—1964年，英国经济一度出现过“两低一高”（失业率低，通胀率低，国民收入增长率较高）；但另一方面，从长期看，凯恩斯主义也给英国带来了灾难。政府开支过大，财政入不敷出，于是企业税收不堪重负，银根被迫一松再松。所引起的连锁反应是：生产停滞，失业反弹，物价飙升，通胀一发不可收拾。到70年代末，高通胀与高失业，像一头双面兽，各执一方，却不知何往，英国的未来，处在一片茫然之中。执政的工党，对此无计可施，不断遭到世人指责；而保守党面对这种局面，也不敢轻举妄动。此时，撒切尔站了出来，她大声疾呼：英国应回归亚当·斯密的传统，还经济以充分的自由，切实保障人们工作的权利，花钱的权利，拥有财产的权利。总之，要使政府成为经济的仆人，而不是主人。
撒切尔新官上任，便是三把火。而第一把火，就是借用货币主义的政策，抑制通货膨胀。上任当年，为控制货币流通量，她手起刀落，一举削减了10亿英镑的国债，将银行的准备金率，提高到10％，把最低贷款利率，提高到17％。紧缩的货币政策，一时间使经济更加低迷、失业更为严重，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做法，当时人们很不理解，1981年3月30日，英国364名经济学家，在《泰晤士报》联合发表公开信，对此政策加以抨击。但是，撒切尔并没有妥协，因为此一结果，本在她预料之中。她仍是信心百倍，一如既往地加以贯彻。年底，经济增长几近谷底，失业人数达250万，然而当经济走过这个“拐点”，便柳暗花明，生产渐渐复苏，物价开始回落。事实证明，她的做法，看似一招险棋，但最终是有惊无险，闯过了难关。
随后，撒切尔就采用温和的、渐进的方式，来达到她的目标。1984年，她按最狭义的货币Mο来控制货币发行，这样不仅操作灵活，而且效果立竿见影。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立马使金融形势由阴转晴。1985年11月起，为促使经济繁荣，政策渐渐放松；调控重心，也从原来的货币供应转向了汇率。一方面，将英镑和坚挺的德国马克挂钩；另一方面，大量吃进外汇，通过降低利率、阻止外资涌入，以降低汇率。而低汇率与低利率，又拉动了投资；到80年代末，通货膨胀率降到4．9％，经济大步攀升，撒切尔的货币主义试验，至此大获全胜。
撒切尔的第二把火，指向财政政策。英国是一个“福利国家”，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的60％左右，“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就像一张温床，人们躺在上面吃补贴，不愿劳动、不思进取，而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债台高筑。为减轻财政负担，撒切尔决意压缩财政开支。于是，她一方面精简机构，为政府消肿；同时也调减工业补贴、削减福利支出，因此她被人戏称为“夺去牛奶的撒切尔夫人”，据说她的母校———牛津大学，也因不满她削减教育经费、减少教师工资，而拒绝授予她荣誉博士学位。
税制改革，是撒切尔的第三把火。过去，为应付庞大的财政开支，英国的税率高，税负重，它抑制投资，影响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使很多人才外流。她上台后，在财政方面，实行“开源”与“节流”并举，使税制改革成为可能。她挥动“减”字大旗，风风火火地将税负减下来：在任期间，将个人所得税的基础税率，从33％减到25％，最高税率由82％减至40％，公司税由52％减至35％……此外，她也提高了一些间接税：增值税、高档消费品的附加税。此举，使国家的税收总额，减少不多；富人愿加大投资，穷人想拼命干活，英国的人才，不再因惧怕高额税负而移居他国。
撒切尔有一个“杀手锏”，就是“私有化”。当时，许多国有企业，政府干预较多，缺乏活力、成本高、效率低，企业亏损严重，是国家的一大包袱。为此，政府决定，出售国有资产来增加财政收入，减轻负担；同时，广大民众购买企业股票，激活了投资需求，繁荣了市场。1979—1989年的10年间，40％的国有企业出售给了私人，到1990年11月，撒切尔夫人辞职时，只有英铁路公司、煤炭公司、皇家邮政三个部门，没有实现私有化。
改革劳资关系、削弱工会权力，是撒切尔的另一高招。在英国，工会的势力很大，劳动力市场几乎被垄断，不受市场调节。为提高工资，工人经常罢工，致使工资上涨、生产成本上升、物价上扬，通货膨胀加剧，而实际工资变少，又引起新一轮的罢工浪潮，如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本国生产成本高、利润低，资本就外流，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为此，本国经济，受害匪浅。历届政府想在这个循环中，找到一个突破口，却无能为力。但撒切尔却无所畏惧，制定了《就业法》、《工会法》，对工会的职权、罢工运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此外，她还动用财力，与工会进行较量。1984年，力量雄厚的煤炭工会开始罢工，政府以补贴的形式，与之抗衡，罢工持续了362天，以无条件复工，草草收场。工会力量，被大大地削弱；政府威严，得以维护；劳动力市场开始正常运行；工资推动通货膨胀的现象，基本得到遏止。
撒切尔的各项措施，像一支舰队，虽然阻力重重，但由于有她的领航，还是乘风破浪一往无前。到了1988年，英国经济一片大好：通货膨胀率下降、就业增加、人均收入提高、财政出现盈余、出口增加，人均实际产量增长率超过美国、德国和法国，而英国的国际地位，也开始回升。用撒切尔的话说，这是“经济奇迹”，反对党人士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国家，还存在很多弊端，但是，任何一位不持偏见者，都会为这种深刻的变化感到震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