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背景：张克荣，35岁，独立制片人，花了近两年时间拍摄了近百名杰出华人，探访到他们许多鲜为人知的生活片段和谈话。近日张克荣回国参加国际电视节，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带一件中国造的东西飞上太空

　 走进美国劳工部长赵晓兰的办公室，张克荣心里直打鼓：如何开好采访的头呢？原先的采访提纲能顺利完成吗？

　 张克荣在赵晓兰办公桌前一坐下，眼前突然一亮：厚厚的文件堆旁，摆着一张老照片，在低矮的村落、弯弯的小河衬托下，绽开一脸笑容的赵晓兰，和几位乡民打扮的大爷大婶依偎在一起。“80年代，我曾经回到江苏老家，当时老家很贫穷。我拍了不少老家的照片，都是与老乡的合影。”

　 赵晓兰主动打开了话匣子，她轻轻将照片旁一个精致的玻璃杯捧起来，深情地说：“这是父亲送给我的老家的一杯土。每次看到它，我就想起家乡。现在条件这么好，我没有理由不成功。”

　 坐在面前的，仿佛不是身居高位的部长，而是一位家乡来的友人，张克荣原先准备的提纲全抛到脑后去了，从一张老照片和一杯土，他意外地发现了美国劳工部长鲜为人知的心灵世界。

　 几乎每一次采访，都是一次灵魂的净化，这是张克荣谈起他近两年的拍摄经历的最深感受。

　 正如他在笔记本中写下的：每一次焦灼的等待都是幸福的。

　 为采访华裔宇航员焦立中，张克荣一次次穿梭于城市之间，终于等到这位美国宇航界的英雄式人物有片刻空闲。没有客套的寒喧，没有俗套的发问，张克荣和他的交谈竟然是从“牛郎织女”的故事开始的，心与心的交流，一下子将遥远的时空距离拉近。“我从小就爱听‘牛郎织女’的故事。我常常将这个动人故事讲给我的美国同行听。在登上宇航船前，我执意向上司提出要带一件中国制造的东西飞上太空，最后如愿以偿。在我的衣服上，一边是中国国旗，另一边是美国国旗，贴胸口袋里装着我父母的照片。”焦立中说起在太空的感受依然激动不已，他说俯视苍穹，最美丽的星球是蔚蓝色的地球。“那一刻我为是人类的一员而自豪。每个人都能热爱这个星球，每个人都能热爱自己同胞，那该是多么好的事情啊！”

　 平时极少接受媒体采访的建筑大师贝聿铭，见到张克荣一行时，对他们“钉子”般执著的精神赞不绝口。

　 谈起在北京的经历，贝聿铭高兴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1978年我去北京访问了一次，建议长安街不要建高楼，政府采纳了我的意见。时隔20多年我去建中银大厦，结果也是遵守了不建高楼的规矩。”

　 被问及哪件作品最好时，贝聿铭笑着说：“都是自己女儿，你说哪个差？”而张克荣仍能感受到贝聿铭最得意的，还是法国卢浮宫的“贝聿铭入口”，因为贝是一名华人建筑师，当时舆论哗然，反对声不断，但实践证明了正是这名华人为建筑史增添了一件瑰丽杰作。“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

　 这不仅仅是贝聿铭的最真感受，每位被采访的杰出华人心中，都埋藏着绿叶对根的情意。

　 每个人的心里都是藏龙卧虎

　 当张克荣为能不能采访到大导演吴宇森惴惴不安时，一个深夜打来的电话让他睡意全无。

　 “我是吴宇森，已经了解了你的采访计划。我想约你明天到家里谈一谈。”

　 吴宇森的家很朴实。在与张克荣轻松的交谈中，吴宇森会冷不丁开一个玩笑：“到时候去北京，你的家门要向我敞开哟，别忘了我这个老乡。”

　 和吴宇森风格略有不同的是，大导演李安似乎显得拘谨一些，张克荣一路跟着他拍摄，在李安温和的外表下有一种让张琢磨不透的力量。

　 谈话中，张克荣冷不丁说句“刺”话：“你那部获奥斯卡奖的《卧虎藏龙》打来杀去，我怎么觉得挺没劲的？是不是美国人喜欢这类片子？”

　 李安的解释令张克荣茅塞顿开。

　 李安说：“对于《卧虎藏龙》，很多人褒贬不一，其实他们没有看懂文化冲突下人类共同的梦想———每个人的心里都是藏龙卧虎。李慕白代表传统文化，喜欢一个女人却不敢去爱，而玉娇龙代表的是现代派，敢爱敢恨。这种冲突其实每个人内心都有。”

　 每个人的心里都是藏龙卧虎，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梦想。

　 然而无论心底埋藏着怎样的梦想，实现梦想的过程都是要历尽风雨和磨难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田长霖，在美丽的校园里一边散步一边叙说着他为实现梦想所作的付出：“我从一无所有做到大学校长，最主要的是一些痛苦的经验。第一个最大的经验就是刚来美国的时候，什么都不懂，我的教授记不住我的名字，叫我中国佬，chinaman。两个月后，我从朋友那里得知这是一个非常侮辱性的名字。我绝对不能接受，这是对我人格尊严的损害。可如果我与教授争辩的话，有可能被取消奖学金，甚至被驱逐，我的一生就此毁掉。如果不争辩，我的尊严就这样让他损害？我两天两夜没有合眼，我找到教授，告诉他绝对不能叫我中国佬，可以叫我长，霖，或者长霖。他说记不住。我坚持，不管怎样，就是不能叫中国佬。结果半年之后，他再也没有叫我中国佬。从中我得到一个很大的教训，就是有的时候不要担忧，是不是维护尊严、或者坚持一个很重要的立场，会对整个事件产生重要影响。结果那个教授对我很尊敬。我当校长之后，他还成了我的下属。我们的关系很好。其实我遇到很多这样将困境转成机会的事情。”

　 张克荣有些唐突地采访了那位曾经称田“中国佬”后来成为田下属的美国教授，没想到他不仅善意地接受了采访，而且滔滔不绝地说起田长霖如何在大学立足、发展的故事。

　 最难忘临别时这位美国教授的一句感叹：刚当校长时，当地有人冲进住宅要杀死田，而他最终赢得了全校的尊重，证明了一名华人的了不起！“我不能让别人看低中国人！”

　 世界著名刑侦与鉴识专家李昌钰同样用行动为这句话作了注脚。他回忆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一件小事：“当年克林顿总统的法律助理顾问死亡事件轰动美国，死亡结论自杀还是谋杀会直接影响美国历史。美国国会打电话找我，希望我能协助此案。我做了一个500页的鉴定报告，一份送到特别检察官处，另外一份自己留了下来。一家小报给我打电话，要求购买这份报告，价钱从5000美元，到1．5万美元，到5万美元。最后他们让我给价，甚至愿意出到100万美元。我说再多也不会卖的。尽管这个报告属于我，从理论上讲，我卖了它不会引起任何非议。但是这样做，我的人格，社会对我的评价就会完全不同了。做这个报告是因为国会相信我，人民相信我，社会相信我。假如背弃社会的信任，我就不能自称信义，别人会这样评估中国人，‘原来他还是可以收买的。’”

　 我要努力拿人生的金牌

　 采访中张克荣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坐高位截瘫的残疾青年、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张士柏开的车。张用双手操纵着特制的方向盘和离合器，张克荣坐在汽车后座上有些紧张。

　 张士柏在美国是一位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谈起自己用双手走过的路，他总是喜欢用“我与平常人一样”这个词。“如果我觉得与平常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也会把我当做正常人来看待。所以自己的态度是最重要的。你认为自己是残疾人就是残疾人，认为自己是正常人，那你就是一个正常人。”

　 在汽车拐弯时，张士柏会熟练地做一个动作，轻声提醒一句：向前看。他语气双关地说：“只有断了后路才会向前看。“我发现只有断了后路才会向前看。否则，总是想有后路可以再往后退。所以，当我考上大学时，我捐了工薪阶层的父母给我攒下的20万美元，让自己面对生活，永远向前。“我会永远记住父亲对我说的话，正常人可以做1000件事情，你坐在轮椅上只能做900或是100件事情，但如果你把这些能做的事都做得完美，每一件事都尽力去做，会发现生活非常充实，可能会比许多能做好很多事而没有尽力去做的人要充实得多。听了父亲的话，我就不再逃避。以前，我梦想拿奥运的游泳金牌，现在，我要努力拿人生的金牌。”

　 要努力拿人生的金牌———每一位接受采访的杰出华人对此都有自己的生命诠释。

　 在掌控着美国多家主流报纸的方李邦琴家中，张克荣好奇地盯着墙上挂着的一只玩具小猪出神：戴着眼镜和博士帽，脚踩风火轮，尾巴上还系着一对蝴蝶。

　 方李邦琴乐呵呵地解释：“这是一只笨拙但成功的小猪。有学问，能赶上时代步伐，最可爱的是有梦想———像蝴蝶一样飞翔。”

　 方李邦琴对成功有独到的理解：“我常常说，一个人的成功看你的肩膀能担多少，你的肩膀能担100斤，你就成功100斤，你的肩膀能担1万斤，你就成功1万斤。如果你觉得压力很重，担不下来，可以放手不做。所以我很放得开。我觉得，人生最重要的是有梦想，有事干，有人爱。”

　 李昌钰对成功的理解更实在：一个人要想成功，目标要定的稍微高一些。“一个人的目标要稍微定得高一些，但是有些人把目标定得太高，自己能力没有办法达到。假如你定得太高，就会常常觉得是一个失败者。一定要定一个自己能够达到的目标，尽力去做，那才不是空想。”

　 哈佛大学学者杜维明谈成功必谈读书。“以前看一本书，总觉得它是死的，从没有把它当作主体。后来我发现读一本书，跟交一个朋友一样。不要认为我们是在读它，它是沉默的，它不会对我们提出任何挑战。实际上，可以把我们自己分为私我和真我，读书时，尽量消解所有的偏见和误会，让真我与书对应，打开这扇门，看出我自己，并与之对话。”

　 电脑业巨子、冠群公司董事长王嘉廉掌管着世界最大的商用软件公司之一。他说：也许是创业之初穷怕了、饿多了，所以如今我特别喜欢乐善好施。我与比尔·盖茨见面时开玩笑说———与你最大的不同，是我比你尝到更多饥饿的滋味。

　 在杨振宁宽大、朴实的办公室里，映入张克荣眼帘的，是古色古香的桌椅、办公用具。杨振宁抚摸着一张磨得发光的旧椅子说：“这里曾经是爱因斯坦的办公室，每天走进来，我都有一种自豪感和紧迫感。”

　 杨振宁告诫年轻人一定要珍惜大好时光，要有紧迫感。他说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都是在35岁以前完成的，一个是宇称不守恒定律，一个是规范场的提出。“我对中国学生的建议是胆子再大一些，多做一些跳跃性的工作。比如，随时浏览一些新的东西，即使一时看不懂，也不要怕去看。这样久而久之便会吸收一些知识。这样的学习方法是中国传统所不赞成的，中国传统是要稳扎稳打。我想，这与打仗一样，稳扎稳打是一种方法，四面埋伏也是一种办法，很难说哪个办法好。我自己主动采取的是稳扎稳打的办法。“天赋不是科学家成功的惟一条件。也与机遇有很密切的关系，与个人对工作的态度，对人生的态度都有关系，当然还要碰到时机。因为不同领域与社会现状一样有起伏，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大可开发的年代，有的时候是比较困难的时代。“我在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对相变发生兴趣，可以后我继续在这个方向学了很多知识，并没有出什么大成果。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十几年，直到1951年才开花结果。我的意思是说，你的兴趣广一点，不开花结果，并不一定代表完全浪费时间。你抓住几个问题并对其发生兴趣，将来可能时机成熟了，或者从别的方向得到一些从前没有的知识，把这个与你的兴趣结合在一起，可能发展出重要的成果来。”

　 拿人生的金牌———往往在很大意义上超越了成功本身。

　 在诺贝尔奖得主朱棣文的家中，朱太太回忆丈夫得悉获奖消息时的情景时说：我在家里给摄像机堵住了，他却像往常一样平静地站在教室里上课。

　 朱棣文接过太太的话说：“我要使课堂保持正常以尽到做老师的职责。获奖当然值得欣慰，但一切都将继续。我每天在做日常工作，而不是想着多么成功，可能我的思维有点慢，有许多问题还没解决，有些实验还没做成功，有些问题还没搞清楚，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我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基础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教育是发现你需要什么

　 红色的坐椅，红色的跑车，红色的T恤。

　 一见面，年近古稀的李信麟就让张克荣感受到他全身透射着的青春火焰。这位刚来美国时兜里只揣着父母给的600元钱、20公斤行李的硅谷第一位华裔创业家（打印机发明者），用“一生都很快乐”总结自己的成才之路：教育的成功在于发现你自己能干什么，需要什么。比如在我眼里，一个人不仅自己做事很重要，帮助别人也是一种成功。所以我一直做一些不拿薪水的事情。“我常常教导我的孩子，考试成绩不要都是A，只要B就可以了。在美国，B就可以上研究院，可要得A的话就要天天学习，你不可能每样东西都从课本得到，你要从外面学到。打球，交朋友，都可以学东西。打球学习与人合作，发现哪个人有最好的位置就把球传过去，这很重要。在社会上做事，一个人能力再强也需要有一个团队帮他。“要知道自己的好处在哪里，坏处在哪里，什么地方能竞争，什么地方不能竞争。成败不是那么重要，而是说你做了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我觉得成功的时候一定要想到会失败的方面。你把失败里面好的地方学一学，坏的地方千万不能重复，成功的机会就会很多。”

　 张克荣见缝插针地采访了美国著名企业家王嘉廉、英特尔副总裁虞有澄、移动电话发明人李建业、美国最大软件公司之一宏道公司总裁陈丕宏等，他们和李信麟一样，全身上下都散发着青春的活力。近几年来他们都回国考察、访问过，对于教育与成才关系有很深的感触，张克荣总结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我们教育中更多是教你应该怎样，美国教育中更多是教你怎样去发现。

　 著名教育家黄天忠在谈到硅谷奇迹离不开华人的贡献时，说了一个有趣的“鸭子哲学”：“我看到硅谷有不少国内来的年轻人，一段时间没见，名片都会换一换，新的名片上不是董事长，就是总经理。我感到一些年轻人太急于出头了，太急于表明自己像公鸡一样会叫。公鸡会叫得很响，但它是单打独斗，而鸭子是成群的。在美国这样一个充满了竞争力的土地上，鸭子这种成群结队的精神，会持续得更久。我们今天看硅谷很多人的成功都跟鸭子的哲学蛮有关系。”

　 黄天忠当过多年的大学校长，谈起对教育的深深思考，他念念不忘读大学时的一位教授。“我刚念大学时平均成绩只有61．27分，对我的影响很大，申请学校时备受挫折。转机发生在我念研究生时。有一个教授告诉我，教育的第一点是：‘过去的成绩并不重要。我们不要谈过去，谈你现在学习当中得到了什么。’第二点是：‘教育是发现你需要什么，去帮助你得到你那一部分最需要的帮助。’”“一个很有权威的教授，居然平等地和我说话并希望我尽量地去试。我经过努力考试时总平均成绩达到80多分，但这还只是一般成绩，而在学校奖学金申请评鉴时，这位教授说：一个中国人，英语不是他的母语，如此快速成长相对于其他同学更值得肯定。结果当时我的并不好的成绩居然变成了我最大的资产，在这样一个教育环境里面，我认识到一个人暂时负债，不代表未来永远负债。”

　 这位教授的言行一直影响激励着黄天忠，到他自己成为一名大学老师时，他也努力使自己成为影响学生的好老师。而谈到这段经历时，他却先说了一个“向学生道歉”的故事。

　 “我当大学老师时曾经对学生撒过谎。那是大一英文课，学生要求全用英文授课，我内心恐惧，要求学生举手表决是维持现状（中文加英文）还是用英文。事实上那天表决结果是赞成用英文的占多数，但我故意把那个答案说成是维持现状。我做了一个不诚实的人，后来终于痛悔地把真相告诉了学生，并提出辞职。结果两个礼拜后，系主任和学生不但没同意辞职，还要求我一定要回去。学生告诉我说，老师，只要你回来。你就用你的方法教吧。我又回到课堂，试着用英文讲课，学生不停地纠正我的错误。但我们之间非常坦然，没有了那份恐惧，没有了面具，有的是彼此对问题的探讨。那一个学期，在我整个的教学生涯里面有非常大的作用。”

　 当张克荣请黄天忠谈谈对国内出现“小留学生出国热”的看法时，黄天忠几乎不假思索地说：我不鼓励从小出国留学。“这几年，我看到很多父母早早把子女送出国，称自己为辛苦的空中飞人，这样的爱可以维持多久？送来很高兴，父母离开后，孩子要自己面对着每一天的生活，缺少关爱，在生理上、心理上还没有准备好。孩子在满嘴英文中长大了，你拥有他的身体，却离他的精神越来越远。“我觉得最健康的留学是在国内把大专念完，最好的留学是在国内做一点事情。然后出国，那时他知道需要什么。心态成熟的人是知道时间管理的人。”

　 当张克荣历经艰辛从美国扛着几箱胶卷和资料回国时，兜里只剩下两元钱。赶到机场接他的一位朋友以为他会念点苦经，没想到迎来的是一通劝告：别再跟我说把你那么小的儿子送出国，我可不想看到你也成为“空中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