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涉嫌犯有诈骗罪的原中国足协副主席、“知名港商”刘盈福在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说起此人，一言难尽：曾以“乐善好施”著称，人称“刘大善人”，却不信守诺言，口惠而实不至，屡开空头支票；花钱买名不惜“血本”，各种荣誉头衔叠床架屋，俨然一代“名牌”；善钻金融体制漏洞，空手套白狼屡屡得逞，堪称玩“空手道”的高手；欠债不还，至今连利息已近4亿元，早在1998年已名列广州市中级法院公告曝光的“老赖”名单之首……5月31日桂林警方将其逮捕以来，他或在看守所鸣冤叫屈，“厚皮赖脸”（媒体语），或在法庭上大言不惭，当庭强辩。对他的言论细加揣摩，发现其中有一系列怪圈。

　 怪圈一：不捐钱出不了名，出了名不得不捐钱。尽管刘盈福竭力否认空头捐款是为沽名钓誉，但不经意间还是吐露了捐款与出名的因果联系。当记者问他怎么当上中国足协副主席时，他不无得意地表示：“我捐了50万元呗！”（《羊城晚报》10月23日）仅1992年，他就先后20多次捐给足球事业近千万元，他说，“我成为公众人物就是因为足球”（同上）。刘盈福名噪一时，本来是他自己“捐款”捐出来的，可他对捐款一事却表现得一脸无奈。报纸报道他在狱中喊冤，标题就是《我是名人不捐款怎行》。他辩称：“人出了名，别人就找上门了，不得不捐钱啊！”（同上7月30日）若问他：想不出名，别“捐”那么多“钱”呀！大概他还有说词：不捐款怎么出名？他说“我是名人，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在他看来，名人必定贡献大，他的名对社会的“贡献”，远大于他欠社会的4亿元。

　 怪圈二：没有钱却要捐钱，捐钱却又不给钱。自1991年始，刘盈福在内地的各类认捐达5000万元，可多数是空头支票。当记者追问他捐款为什么大部分是空头支票时，他脸红脖子粗地强辩：“我有捐款的。可是金融风暴爆发了，市场不好，生意一落千丈，我也没有办法。有钱肯定会捐！可后来我没钱了，让我怎么捐？”（同上10月23日）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爆发，而媒体上有一幅《刘盈福口头捐款项目》表，开列的是他从1992年3月到1993年11月的17笔“口头捐款”，仅此已近5000万元。这就是说，远在金融风暴爆发前，他已开了大量空头支票。说没钱他却要捐，说有钱又不兑现，这就只有一种解释———他压根儿就没打算兑现。金融风暴与他不守信用何干，竟成为他不兑现的借口？

　 怪圈三：本来因欠债不还受审判，他却说“判我无罪”才还钱。关于刘盈福在桂林“套”得的9300万元，他在法庭上陈述道：“如果我罪名成立，那我就没有办法了；假若法院判我无罪，9300万元我一定会还，无论如何不能让桂林有损失……”（同上10月25日）在这里，“没有办法”多少有点威胁意味：你们肯不肯丢掉那9300万元，敢不敢判我有罪？而“不能让桂林有损失”多少又有点“利诱”的意味：放我出去可减少9300万元的损失。正如他把捐款不兑现说成是金融风暴的错，欠债不还的罪名看来要让执法部门承担了———反正不是他刘盈福的错！这是刘盈福颠倒因果、以果为因的怪圈。

　 刘盈福的怪圈是一种逻辑问题，但决不仅仅是论辩中的逻辑问题，更是一种行动逻辑、经济逻辑，尔虞我诈、巧取豪夺、混水摸鱼的逻辑；并且不仅是刘盈福一个人的逻辑，而且是有些人至今还在市场经济中“身体力行”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