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8岁的程京看来，最幸福的莫过于研究生物芯片和看武打书。

　 看起来两者毫无关系，可当初，促使程京转向生物芯片研究的，正是武打书。

　 1983年上海铁道大学毕业的程京，被分配到铁道部资阳内燃机厂工作。日复一日地重复同样的工作，让程京感到无聊。他最不喜欢重复一样的事情。哪个工作是每天都能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呢？

　 武侠世界的刀光剑影启发了程京。他把目光瞄准了刑事侦查。在那个锁定人才的年代，1986年程京加入流动一族的行列，受聘为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一名助理工程师。

　 程京自己也没有想到，为了追寻这幸福时光，他的名字竟贴上流动的标签。1988年以后的10年间，他从国内到英国的史查克莱大学，到阿伯丁大学，到美国的宾西法尼亚大学，到纳米基因公司。而这个原本对生物一窍不通的门外汉，因为对DNA技术有着如同对武打书般的着迷，硬是拿下了司法生物学的博士学位。再加上原有的工程专业的功底，程京理所当然地成为当年宾西法尼亚大学研究生物芯片的最佳人选，从事这项被科学界公认的应用前景最好的生物分析技术之一。

　 有人说，幸福就是面对科学绽放笑脸。1998年，程京领导的小组研制出了可以取代医院部分检验的世界第一台便携式微缩芯片实验室样机。这项成果被美国著名杂志《科学》评选为当年世界10大科技突破。而在公司，他的头衔是首席科学家。

　 功成名就，生物芯片每天都带给程京不同的新鲜感。可他不满足：在美国作出了十几个专利项目，没有一项是属于自己的，其中也包括令他声名大噪的微缩芯片实验室。

　 1997年的香山会议让程京心动了。作为被邀请发言的三位海外专家之一，程京参加这个决定国内科研领域重大方向的会议，生物芯片的研发事宜即是其中的一项。此前，尽管以生物芯片为核心的各相关产业正在全球迅速崛起，《财富》杂志甚至刊登文章称：“微处理器使我们的经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然而，生物芯片给人类带来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可在国内，生物芯片仍是空谷足音。

　 同年，清华大学率先挂起生物芯片研究与开发中心的牌子，程京应允主持中心工作。在中美两国来回奔波一年多之后，完成筹备工作的程京于1999年3月回到北京，走马上任，成为清华大学百人计划引入的第一人。

　 相比国内其他科研项目而言，清华的拨款不算少：先给中心275万元启动经费，从1999年开始又拨款2500万元，为期三年。

　 可从一开始，程京就没打算完全依靠国家和学校的投入，“开发两个字不是白挂的”，程京说：“钱是再多也不嫌多的，美国到目前为止已经投入了20亿美元，最近又要投资10亿用于纳米技术发展计划。”国外公司与大学生活的双重经历，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足够的经济动力才能让研究成为产品。

　 当程京在英国读博士的时候，就拥有三项专利。他想把它们转化为产品，就找到当时正在举办的展览会，联系上生产相近产品的厂商。如今，依靠程京的专利，这家公司已研制了7个系列产品。这些产品现已由世界上第三大生物制剂公司负责在全球的销售。

　 西方的产业化操作模式是治疗科研贫血的良药。在程京回国后不久，一个中文名为“腾隆科技”的生物芯片高科技公司在美国注册成立。清华大学以8项专利技术的境外垄断使用权换回腾隆科技30％的普通股。程京作为清华大学董事席位的代表，同时兼任公司的技术总监。1999年10月底，公司从海外募集的第一轮风险投资500万美金全部到位。

　 两年来，为了生物芯片踏上正轨，程京不得不放弃许多爱好。偶尔到潘家园古玩市场转一转已经成了这个狂热集邮迷的天大喜事，就连打一场羽毛球也成了这个运动迷的奢望。

　 付出总有回报。公司的第一个专利已经在美国取得全面许可，程京在等待产品走出实验室。而国内从事生物芯片研制的公司和科研院所已经达到30多家，许多有关生物芯片的国际会议都有了来自中国的声音。

　 如今，程京又多了个头衔：刚刚成立的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可不管怎么忙，他始终不放弃一项爱好：看武打书。拥有许多新旧不同版本武打书和武打光碟的程京，每天最大的幸福时光就是不管多晚回家，都可以看上一张武打光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