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日。忙于迅速交货。没有时间读圣经。”一位英国鸦片走私船的船长在日记中写道。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贸易战，最后演成了一场众所周知的战争。刚刚从超迈汉唐的“康乾盛世”走出来的中国，被一个一手提着鸦片、一手高举《圣经》的远方民族打败了。
英国战舰从印度开向广州那年，唐廷枢才8岁。他出生于广东的一个买办世家，从小读的就是香港洋学堂。23年后，他也成长为英商怡和洋行的总买办，为洋行经营库款、收购丝茶、办理航运。
唐是中国第一代真正的资本家和职业经理人。在10年的买办生涯中，他捎带着打理自己的生意，赚了不少钱。这些钱，一开始都投资于外国在华企业。在其中有的企业，他已经成为第一大股东。但他并不去直接管理这些企业，最多在这些实际归他控制的“外企”挂个名，当个“董事”、“襄理”什么的。仅他“挂靠”到怡和洋行的3艘轮船，一年上交的“挂靠费”就达10万两白银。
“假三资”真是由来已久。实际上，在19世纪中期垄断长江航运的几大外国轮船公司，都是华商控股企业，只不过顶了个“外企”的牌子而已。投资者———主要是洋行买办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清朝官吏的勒索和刁难。
当洋务派大佬李鸿章发出“寓强于富”、“分洋商之利”呼吁的时候，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著名买办们纷纷扔下假外商的面具，集合到了中国第一家“官督商办”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旗下。唐廷枢出任该局总办（即总经理）。这让他的前东家非常痛心，说他“在东方一家第一流的外国公司任职时，获得了丰富而广阔的经验。他正在运用这个经验去损伤这些外国公司”。
在长江，在沿海，中国企业第一次与外国企业打起了航运“价格战”。其激烈程度，丝毫不弱于头几年的“彩电大战”、“电脑大战”。每每打到两败俱伤之际，太古、怡和等外企巨头就来和轮船招商局订立“齐价合同”，三方喘口气再战。
大战结果：曾经一度高居长江航运霸主地位的美国旗昌洋行被轮船招商局兼并，“洋船少装货客，……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已一千三百余万两”。唐廷枢的个人魅力，为企业吸引来一批又一批投资者。轮船招商局的股票，100两面值的，在上海最高时卖到200两。
后来，唐廷枢又奉命创办开平矿务局，并成为该局第一大股东。在他的经营下，开平战胜了1883年的一次金融危机，业务蒸蒸日上。1892年唐去世后，总经理换成了一个官僚，开平才每况愈下，最终落入英资手中。
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等最早一批“官督商办”民用企业，也都毁在官僚手里。比唐廷枢晚一辈的盛宣怀，一生的理想是三大项：“办大事，做高官，聚大财。”当他把这三大理想搀和到一块儿的时候，企业就只能办一个砸一个。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企业家，实际上只会经营官办垄断性企业（如电报局）。凡竞争性企业他全都给办垮了。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官不与民争利”的思想本来是根深蒂固的。但在民族危亡之秋，洋务派官员们却钻进了一个牛角尖，一定要把新兴的近代工业都掌握在政府手里。湖广总督张之洞是个不怕烟熏火燎的倔强老人，他竟然把炼铁厂的厂址选在总督衙门的隔壁，既不靠近煤矿，也不靠近铁矿。他所创办的企业，厂长、经理大多是他的幕僚，对于经营管理一窍不通，惟一的好处是听话。
到了状元郎张謇毅然弃官从商之时，民间投资者已经对于“官督”、“官办”、“官营”之类的概念深恶痛绝。大生纱厂的筹建遇到了资金困难，张原先在官场上的朋友、两江总督刘坤一答应提供给他价值50万两的织布机和纱锭。张謇觉得挺美，但他的两名董事立即辞职抗议，认为这会为官僚的干预大开方便之门。最后张謇只好做出妥协，缩小建厂规模，只收下官方提供的一半机器。
在千方百计与政府划清界限之后，大生纱厂仍然取得了惊人的商业成就。张謇以他的传奇经历向世人证明———翰林也能当好老板，高分并不一定低能。
也有些企业，民营确实是民营，但其很大一部分原始资本并不是来自民间，而是官僚们贪污的黑钱。因为当大官的在里面有股份，所以企业可以得到多方面的照顾———至少，一般的小官小吏们不敢随便骚扰。滦州官矿有限公司和启新洋灰公司的创办人周学熙，是袁世凯的老部下。他企业里的主要股东也都是袁的部下。
有许多满清贵族和官僚，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新时代的资本家。
当然，市场经济的先决条件是法治。无法可依，有法不依，都会打击投资者的信心。1904年，清政府颁布了《商人律例》和《公司商律》。第二年和第三年，又先后颁布了《公司登记法》、《破产法》和《专利权法》。这些法律立即成为新兴资本与政府官僚做斗争的武器。
1910年，私营的浙江铁路公司总办（总经理）汤寿潜突然被皇上一道圣谕免职。股东们恼了。他们通过决议称，根据《公司商律》第77条，每个公司的董事会享有任免公司领导的权力。任何人，甚至是皇上，按照法律也不能把一个经过正式手续选举出来的公司管理人员革职。
股东们上访到刚刚成立不久的浙江省谘议局（省议会前身）。该局也同意，任何政府机关都不能无视它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他们甚至表示，如果法律得不到尊重，谘议局将拒绝办公。
这是一场千回百折的争吵。清政府主管铁路的机构———邮传部强调，铁路是特殊行业，涉及国权，因此，每个铁路企业的一二把手在经董事会选出以后，必须由该部来正式任命。
浙江铁路公司股东不服，派代表赴京抗议。邮传部领导（侍郎）答复：《公司商律》第77条不能适用，因为汤寿潜当初就是在股东们选出来以后，通过邮传部报请皇上批准任命的。既是皇上任命的，皇上当然也有权把他撤了。
最后的结局是：第二年，浙江铁路公司和所有的私营、半私营铁路公司，被一齐收归国有。所有的争论都失去了意义。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官商不分的“洋务运动”终于走向失败，大清国的丧钟已经敲响。这时，新一代白手起家、完全凭自己的头脑和经营手段创业的新型资本家，已开始成长起来。
1901年，江苏无锡的两个钱庄学徒———荣宗敬和荣德生创办了中国第五家面粉加工企业———茂新面粉厂。它也是在中央政府注册的中国第四家私营有限公司。3万两白银的资本，全部来自荣氏兄弟本人及其亲朋好友。
他们从购进4台法国产的石磨起家，悉心经营。20余年后，日产面粉达到10万袋，占全国机制面粉总产量的六分之一。
经营面粉成功以后，荣氏兄弟又把目光投向纺织业。在高峰时，“申新”拥有的纱锭和布机，分占全国民族纺织资本的五分之一和四分之一。
俱往矣。到了21世纪之初，惟荣氏家族的子辈和孙辈，仍在中国的商业舞台上，续写祖先的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