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袁义（化名），25岁，是深圳市一家医院的职工。今年8月的一个休息日，我在宝安区人民医院得知：肿瘤科住着一位叫王彩梅的病人，四川人，26岁，已是乳腺癌晚期。生活极其困难，一天只吃一顿饭，晚上饿得实在没办法才煮点白面条吃。

　 王彩梅告诉我，自1995年患上乳腺癌以来，三次住院，两次做手术，家中已是债台高筑。丈夫小程为给她治病，去做水泥工、拉煤等杂活……听完这些事，我已泪眼模糊，想不到在深圳特区还有这样不幸的人。我当即掏出100元钱给了她，要她安心养病。

　 回到单位，我无法平静，一直在想怎样才能帮助王彩梅。我想到了新闻媒体，并向多家报社、电视台打去求助电话。回答是：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王彩梅的病一天天加重。情急之中，我问王彩梅愿不愿意身后捐眼角膜，或许这样能得到一些捐助。她答应了。

　 8月15日，我去市红十字会拿回了自愿捐献器官的申请书，由王彩梅夫妇俩填写。晚上回去后，我又写了一篇小稿子，寄给深圳某报。该报派记者去采访。

　 文章见报后，我所在的单位为王彩梅捐助了1750元，以后王彩梅又陆续收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捐款3000多元钱。

　 绝望中的王彩梅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她说，有这么多好心人帮助她，她一定要战胜病魔。然而，捐款很快用完了，王彩梅又陷入困境。我决定再向媒体求助，拨通了宝安电视台的电话，两位记者当日就对王彩梅进行了采访，并在当天晚上的新闻中作了报道。宝安区团委组织全区的共青团员募捐，王彩梅几天就收到1．5万元。

　 事情到此似乎完结了。我虽然辛苦了很多天，牺牲了不少双休日，但总算没有白忙。没想到，9月中旬，某报一记者找到我，说王彩梅的身份证是假的，那份捐器官的协议将无效。第二天，我急忙跑到医院问王彩梅身份证的事，王彩梅发誓说她的身份证是真的，我才松了口气。

　 10月27日，我看到某报的报道，说我是王彩梅的“贵人”，她捐献角膜是我“出计做大新闻，博得捐助”。报道给人的感觉是我设计、策划了这一新闻事件。我感到很委屈。作为一个普通人，原本只是出于一个善良的愿望，做了一点我力所能及的事，既不想出名也没想得利，为什么会遭到别人的误解？即便被帮助的人有一千个、一万个错误，也不应该把它归咎于帮助她的人。我们这个社会提倡友爱，提倡善良，更提倡互相帮助。从大的方面说，这是公德，从小的方面讲，这是做人的良知。

　 我不会因这次被别人误解，而放弃了我以往做人的原则，但我更希望做记者的不要轻易下结论，不要以一己之心度他人之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