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2年写陈永贵算起，一转眼，我进入历史行当将近十年了。作为《炎黄春秋》杂志的编辑和两本历史书的作者，我多少也参与了一些描绘历史图景的工作。

　 我想把历史描述比喻为地图绘制。格陵兰地图不等于格陵兰，对明朝历史的描述也不等于明朝历史。历史只能存在于人们对它的记忆和描述之中，而记忆和描述必定有不同的角度、侧面和色彩。存在各种各样的历史描述，就如同存在各种各样的地图。譬如动植物分布图，行政区划图，地形图，地质图，气象图，交通图，供电线路图，等等。我比较熟悉中国的行政区划图，就好像比较熟悉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史，《炎黄春秋》便是这种色彩的杂志，我写的两本书也是这种色彩的书。

　 所有绘制出来的地图一概不准确。更确切地说，问题已经不在于准确不准确，而在于偏差是否大得难以接受。

　 不准确的第一个原因是史料欠缺决定的。譬如，关于陈永贵在中央活动的史料，几乎完全不能得到。明清史料当然不存在解密问题，但详实程度又成了大问题。试想，假如我们想了解某县小金库的账目及其变化，除了干瞪眼，你能有什么办法？

　 不准确的第二个原因是行内人士的选择和表达不当决定的。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洋洋大观的二十五史，因为没有阶级斗争的概念，对各个社会集团及其关系的精确描述就相对欠缺，需要戴上阶级斗争的眼镜留心寻找。而到了范文澜先生那里，阶级斗争的弦绷紧了，中国历史又被剪裁为一套西方哲学概念的卡片资料匣，地主和政府似乎也成了铁板一块。同样的道理，我在意识到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套“潜规则”之前，对许多没有明文表述的积习和陋规都视而不见，在意识到潜规则的存在后，这套东西又显得触目皆是，而且对历史变迁有深远影响。

　 除了时代观念造成的选择不当之外，许多牵涉到利害关系的限制和规定也对地图的绘制发生巨大影响。

　 在上述所有欠缺中，最不应该也最容易对付的，就是选择不当造成的欠缺。作为一个作者，我知道我写东西是有选择的。但是，我的标准怎么可能那么正确呢？

　 对付这种问题的办法，我觉得就是不要只读一个人写的东西。最省事的办法之一，就是读杂志，一本在手，各种人和各种观点都可能出现，斑斑点点，便不容易犯大错。从更高一层看去，一本杂志其实也是参与绘制整个历史图景的一个斑点，各种书刊上的各种文章加在一起，就点染出来一幅当代人描绘的历史图景，一幅必定不准确，但又不至于错得太离谱的图景。

　 我听许多读者说过，看久了《炎黄春秋》杂志，常常生出“原来是这样啊”的感觉。就连我的母亲也发过同样的感慨：“原来是这样啊……怎么能这样呢？”这种感觉透露出一种定型看法的意外改变。这种改变使我这个当杂志编辑的儿子感到了一点温暖，似乎我以这种方式为母亲做了一点事情：我所参与的工作让他们看到了更多的真相，从而修正了他们心目中的历史图像的一些误差———这往往就是他们的人生地图上的误差。

　 最后也是最要紧的因素就是读者。作为一个读者，我知道我也在参与历史图景的绘制。我心目中的历史是我自己寻找的斑点点染出来的。我想看的，我关注的，我选择的，我看得下去的，我掏钱买的，这一切自身行为最终决定了我的历史观，甚至还能影响历史绘制者的命运———把故意画错图的人从市场上淘汰出去，留下认真干好活的人，或者相反。如果生活在“文革”当中，除了范文澜先生的历史读不到别人的东西，读者可以推卸自己选择不当的责任。而现在是有选择的，看错了地图，走岔了路，已经不好全怨别人了。（吴思著作：《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