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岁的崔根堂原是山西省灵丘县史庄乡副乡长。这两天，他正焦灼地等着县里的批复：“我准备继续到南方外出务工锻炼，估计县里会同意我的申请。”

　 1年的务工锻炼让崔根堂的心变“野”了，可他现在自我感觉极好，“不吃皇粮也能生存”。

　 去年9月22日，经团中央扶贫工作队牵线搭桥，崔根堂等灵丘64名青年干部离开五台山区，奔向浙江台州和广东肇庆。而他们这次出门，既不是拿着介绍信出差，也不是揣着会议通知开会，而是背着行李卷儿南下打工。

　 灵丘这个动作颇有创意：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培养市场经济带头人，开拓开放式人力资源开发之路。他们自己说，这叫“放飞凤凰，借地育才”。

　 这种“打工”锻炼形式，不同于以往“东西互助”中的体制内干部挂职交流。“打工”锻炼的干部，将经过“生存”的磨炼，探索“发展”之路。

　 崔根堂别妻离子远赴浙江，“胸膛里有一种悲壮的气息在激荡”。可豪情万丈奔赴台州江北化工厂后，他却发现自己除了看大门什么也干不了。原因很简单：不懂技术。

　 原本也算“八品官”的崔根堂当然不甘心看大门。他在台州转悠了半个多月，惊奇地发现“人家的副乡长才是名副其实的副乡长”。他说，我们那里的官真是“官”，“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而台州的官则令他羡慕得要死：“他们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有着干不完的事。”

　 崔根堂一咬牙就从看大门干起了。他每天从子夜巡逻到次日凌晨，并根据该厂厂区实际情况设计出一套防火报警系统，老板大悦。

　 于是，崔根堂又当了“官”———江北化工厂驻山西办事处主任，并拿到了每月1050元的底薪，这差不多是他当副乡长近3个月的工资。

　 消息传到灵丘，人们惊呼崔根堂打工1年抱上了“金娃娃”，可崔根堂等64名“打工者”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赴广东肇庆打工的灵丘县委统战副部长王众志一语中的：“在灵丘，别人见了我都是部长长部长短的，咱也习惯了挺着胸膛走路；可在广东，听到的都是命令式的口气，一下子把咱的身板给改变了———背驼了。”

　 刚到肇庆时，王众志获悉某度假村要招聘一名人事主管。“咱是副部长，拿下这份工作还不是手到擒来！”但他的自信很快被老板的话击得粉碎：“你的简历除了办公室经历再也找不出什么。”

　 王众志“伤了自尊”。不信邪的他跑到街上一股脑抱回了电脑、英文、经济、企管类书籍，闭门“恶补”。就在1年前，这位副部长办公室的电脑还不过是“聋子耳朵”，因为“那是打字员的活儿”。

　 数月后，王众志踌躇满志走进人才市场，没费吹灰之力便被一家报社聘为记者。而此时，王副部长兜里只剩下不足100元钱。从家里带来的3000元钱除基本生活费外，全都“充电”了。

　 王众志笑称自己是“背水一战”。而灵丘县委此举的初衷也正是让这些年轻干部“置之死地而后生”。县委明文规定：1年务工锻炼期间，除在县里保留干部身份待遇外，年轻干部们将完全自谋生路。

　 此举，灵丘县委冒了不小的风险。首批64名派出者全都是县里的青年干部精英，就说报名条件，除了在政治觉悟、理论水平等方面有严格要求外，必须中专以上学历，身体健康，35岁以下。

　 有人担心这批精英会一去不复返，县委书记姚生平则成竹在胸：“对灵丘而言，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这批年轻干部能不能回来，而是能不能出去。”

　 在灵丘县领导看来，灵丘这个以“胡服骑射”闻名古今的区域为什么沦落到国家级贫困县？很大程度是因为看不到外面的世界，受不到现代文明的刺激，吸收不到新的观念，“脱贫先脱观念的贫”。

　 于是，灵丘打出了转变观念这张牌，并将“宝”押在了这批年轻精英身上。

　 “观念转变谈何容易！”灵丘县宗教局副局长汤艺琴感慨最多。对这位32岁的“副局级”来说，工作可谓“一路绿灯”。可从2000年9月起，她遭遇了一生中太多的“坎坷”。

　 汤艺琴来到肇庆鼎湖一家制衣厂当挡车工。起初她无论如何想不明白：自己大学毕业，又是堂堂副局长，跟一群没什么文化的乡下打工妹干一样的活儿，可拿的工资竟是最少的！

　 按她的习惯思维，改变这种处境最便捷的办法是“找关系”。可接连碰壁之后，她彻底领教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也不相信文凭、职务，更不相信关系网。接下来，她不但学会了挡车技术，业余时间还学会了电脑操作。

　 数月后，翅膀硬了的汤艺琴“斗胆”到深圳闯天下，结果一举应聘上了一家公司库房主管。

　 此“官”非彼“官”。与汤艺琴一起到肇庆打工的唐之洼乡副乡长张印也当上了一家私企的仓管员，他的切身体会是：“市场机会均等，就看你是不是人才。”

　 就是这个家庭条件十分优越的年轻人，在肇庆却打起了地铺，而他的企业管理知识就是在地铺上学的。“吃这点苦远远不够。我们还必须主动清理厂门口垃圾，主动提交一些企业管理方面的建议，以‘讨好’老板。”

　 张印说：“正因为经历了这么多，我们才深刻认识到：灵丘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青年群体缺乏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而我们这批人有责任成为有胆有识有才智的创业者。”

　 张印们的这个共识正是灵丘县委想要的结论。县委书记姚生平说，我们送出去这些年轻干部，就是希望他们不辱使命。他们学习归来，我们当然欢迎；他们在外地谋得更大发展，我们会给予鼓励。

　 但一个结论毋庸置疑：灵丘是最大的“赢家”。姚生平十分自信：“他们与灵丘的天然纽带永远割不断，这个群体无疑是灵丘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温州打工仔，人虽在外，但温州因他们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绝非数字可以估量的。”

　 果然，这件事情的轨迹不出灵丘县领导所料，这群年轻干部也在“洗脑”之后开始了新的人生。

　 灵丘县计生委干部王继勇从台州回来后，原本正常的事情在他眼里变得不再正常了。“灵丘人‘下海’的首选是开饭店、卖服装，赚当地人的钱。而这些行业竞争激烈，结果大家都赚不到钱。”

　 现在，王继勇在自己的床底下放着两盆做实验的鸭蛋。他想改变家乡咸蛋的口味，从这些小产品入手叩开市场大门。

　 与王继勇相比，回到灵丘的崔根堂已“修成正果”。自从当上办事处主任，西北地区30多家制药企业已有近一半成了他的长期客户。近日，由他牵线的台州某企业注资的灵丘县塑料厂年后就要恢复生产。

　 尝到甜头的年轻人纷纷请求继续南下深造。他们说，到“市场经济的黄埔军校”滚打一番，学到的东西绝非书本所及。目前，64名外出务工锻炼的青年干部中，32人已正式提出继续务工申请。

　 而没有提出再次务工申请的，也“官”念大变。王众志回来后依旧当他的副部长，尽管办公室还是原来的办公室，办公桌还是原来的办公桌，可他的脑筋则焕然一新。

　 从前常在一起喝“革命小酒”的哥儿们对王众志“颇有微词”：“过去打电话到办公室一找一个准儿，现在怎么也找不到，他就往乡下跑了！”

　 灵丘县委则盼望着这“星星之火”尽快形成“燎原之势”。他们在《灵丘报》上开辟专栏，请这64位年轻干部现身说法，畅谈自己的打工经历。不久前，灵丘县委正式下发红头文件：今后提拔副科以上领导职务的年轻干部，一般应有1年的务工锻炼等基层工作经历。

　 而就在媒体和舆论追逐着64名“打工者”之时，今年4月，又有38名年轻干部阔步走出大山。年轻的人们信心十足：1年后，自己的行囊里也将是满满的新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