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报》11月19日刊载的《七年上诉冤屈未伸张———大令公庄村民问：解决俺村的问题还要花多少钱》一文，是农村工作中的一个典型的例证，它反映出：越级越位派工作组进村的工作形式，结果往往是一批干部违法扰民，又一批干部跟进调查，如此反来复往，不仅村民难以自治，而且影响政府效率、破坏法治秩序。

　 1994年，该村村委选举时，数十位村民因没投指定候选人的票，被县政法机关个别人和村干部打伤、打残。1999年该事被记者披露，河北省委派出10个部门22名工作人员组成调查组，历经2个月花费几十万元形成113页的调查报告，向市、县交办了24个问题。随后，唐山市委成立了6位市领导任组长和副组长的领导小组，成员有11个部门领导，地厅级干部8人，下设4个小组和一个办公室，“专班”人员近30人。再加上县、镇“配合班子”，进行长达一年多的“落实”，形成了厚厚一沓“落实报告”。可是，大令公庄村民并不满意。他们要求很简单：挨打受罚要有个说法，打人凶手要受制裁。可如今却被告知，“打，是过去的事，现在又不疼了。再告，也没什么好下场。”打人的杨金明，虽受党内警告处分，却成了村里新任支部书记。

　 请注意，这还是大令公庄村民遇到好记者、受到上级重视的“结果”。问题是：首先，这样的“结果”能够经常发生吗？一个村级违法案例惊动省、地、县三级领导，动用了近50名公务员，费时一年半，耗费几十万、（加上市县两级的隐形费用）上百万元，如此高成本的治理方式推广开来，财政能支撑吗？如果转嫁下去，农民能承受吗？其次，这样的“结果”合法、合乎时宜吗？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多少年了，动辄却是十几个单位联合介入，试问，这如何体现法定程序呢？最后，如此重视的结果却是村民不满意，今后的村选也将难以推行———如此严重违法的打人行为，打了白打，还奢谈什么民主法治和村民自治呢？而没有民主自治，这种“省”管“村”的尴尬局面只会频频出现，农村问题必然陷入怪圈之中。

　 那么，除去这种工作组模式之外，难道就没有更有效的行政监督方式了吗？当然不是的。在民主监督机制健全之前，完全可以采取国际通行的暗访督导制。跨国公司的经验证明，这种办法成本低，效率高。如肯德基，向世界各地分店不定期地派出秘密顾客，只要就餐时发现某店不执行统一规则，就秘密上报，然后按章办事，该撤就撤，该罚就罚。中国目前农村干部严重违法扰民问题，不是没线索，也不是没法纪，缺的就是对其上级政府的严控督察机制。因此，只要中央和各省纪检委、检察院派出秘密督察员，让他们根据信访信息暗访暗查。一旦发现或查清重大违法乱纪事实，就给各级政府发出督察通报，限时依法解决。限时过后，再暗访，如果属乡镇干部消极无为的，建议撤换乡镇领导并追究县级组织人事部门责任；如果属县级干部消极无为，则建议撤换县级领导并追究地市委组织人事部门责任，如此等等。

　 简单地说，这办法不是派员直接抓“老鼠”，而是督察“猫”：哪里的“老鼠”横行，就让那里的“猫”下岗。这就可督促各级干部依法行政、及时解决该解决的问题；督促各级组织部门“选作风好的人”，及时撤换那些消极怠工的干部。必须认识到，“不作为”造成的危害，有时比贪污受贿严重得多；而对前者的查证，又比后者容易得多。因此，与“杀鸡给猴看”相比，这“换猫给猫看”肯定更有实效。只要动真格的，一年换5％的猫，95％猫就会瞪起眼来：而只要各级“猫”都瞪起眼睛来，下面的“硕鼠”便不至于猖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