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简直太棒了！这是中国环境教育一个质的飞跃。”11月30日，当美国全球环境传播公司主席艾罗拉女士在“中国全球环境教育行动”教师培训课上看到中国老师的互动式教学后，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艾罗拉女士是“全球环境教育行动”的发起者之一。1997年12月，全球环境传播公司与中国科技部共同发起和创立了面向21世纪的“中国全球环境教育行动”。它针对整个社会，包括各年龄层次、各种群体。

　 1998年，我国的一次环保意识调查发现，11至15岁的少年是中国环保意识最高的人群。

　 艾罗拉女士已有20年环境教育的经验，她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树立起环保理念，能够发自内心地投入环保事业。因此要求环保教师不能简单地模仿，也不能照本宣科，而要激发孩子们潜在的创造力。她称赞两位中国环保教师周又红和李力出色的工作，她们的学生11岁的靳征程一篇《洗车用水浪费水资源的调查报告》，引起了北京市市长刘淇的重视，北京市由此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节水的政令和措施。她还提到3个学生关于废旧自行车影响环境的报告，引出了北京清理非机动车的决定……

　 全球环境传播公司的迪恩·巴斯霍尔讲了美国的故事。

　 在美国俄勒冈州犹盖尔市中学有个学生环保社团。他们经过较长时间的量化调查后，对学校的许多有悖环保精神的现象提出了质疑，如没有使用可回收的纸、没用节能灯、水污染及浪费严重、垃圾回收不力等。这个社团在递交给学校管理层的计划书中提出了可行性环保改革建议，并要求学生代表进入校董事会参与学校的决策。校方考查后发现学校的环保漏洞确实存在，于是采纳了学生环保社团的建议。一年后，意想不到的效果出现了：学校的经营成本一年竟节约了140万美元！而且学生通过垃圾回收等活动也挣了不少“外快”。

　 环保总局宣教中心“绿色学校”项目主管曾红鹰说：“我国的环境教育目前主要以‘绿色学校’为平台。‘绿色学校’是在全国中小学中评选出来的，评选的标准包括学校环境教育的开展和环保行动实施的效果。全国共有4000多所“绿色学校。”

　 “中国孩子非常聪明，有很多潜质有待开发。”另一位美方行政主管占士·艾德说，“但与美国孩子相比，中国孩子缺乏热情和主动参与意识，相互之间缺乏竞争。只有在竞争与合作，在不断参与中才会激发孩子们的创造力。”

　 听罢美国学者的分析，曾红鹰先生说：“无论中国或是美国，环境教育都必须经历3个阶段，第一阶段推广环境教育理念。第二阶段教育部门积极配合。第三阶段为环境教育投入力量、提供资金技术支持，使环境教育成为大、中、小学校的‘必修课’。目前中国的环境教育还处于第二阶段。教育管理部门没有形成统一的环境教育政策，领导的环境意识和态度参差不齐。有的地方把环境教育看成一种负担，认为环境教育会影响学生的学业。”

　 曾先生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不可能有激情，更甭提对学校管理的民主参与意识。其实我们并不要求环境教育挤掉其他课程，而是要把环境教育渗透于生活之中，环保意识的培养是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不仅培养环保意识，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培养孩子们的民主参与意识和创造激情，这关系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他说，“中国入世，环境教育也得跟得上。环境教育不应停留于环境概念、知识的传授，还应当理解这一问题形成的人文因素。”

　 艾德先生说，美国环境教育同样遇到难题，“美国并不是每个州都已开展了环境教育，也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而且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一些利益集团对环保事业百般阻挠。”

　 对比中美的差异，艾德说，中国没有相关法律来保障学校的环境教育，而在美国有三分之二的州都通过了有关环境教育的法律，其中包括设置环境教育课程；美国有全职的环保教师，而中国没有；美国的环境教育组织能得到各种捐助，还有一些基金可以使用，而中国则没有。

　 一直在推广环境教育的中国老师李力谈起自己的尴尬：“一些学校领导所关心的不是如何促进环境教育，而是能不能使他们学校因此上电视、上报纸，提高领导的知名度，以及学校开展环保活动后‘中奖率’（绿色小卫士奖、福特汽车环保奖等）有多高。出国考察领导先去，实际工作的教师却被冷落在一边。”对于把环境教育流于形式，没有实际行动，没有什么效果，缺少环保图书的问题，大家更是感慨良多。

　 艾罗拉女士最后引用她最喜欢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成语说，环境教育是一项需要不断加强和开拓的工作，“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