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南方周末》报道，《广东省收容遣送管理规定（草案）》已交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审议中一个颇具戏剧性的焦点是“孕妇、哺乳期妇女该不该收容”。同样是基于“保护孕妇和哺乳期妇女”的考虑，有关部门提交的草案规定对这类人群不予收容，但人大代表却建议收容她们，因为她们“更应该是救助的对象”。

　 首先看看人大代表的建议。《现代汉语词典》中对“收容”的解释基本等同于“收留”，是指把生活困难或有特殊要求的人接收下来并给予帮助。也就是说，在人大代表的观念里，收容和救助、保护是划等号的，是一种社会救济手段。再说，救济性本来就是收容制度的惟一目的。国外的收容也主要是救济性质的。有报道称：英国内政大臣计划限制收容所的数量，曾激起难民团体的强烈愤怒。难民团体警告说，这种限制做法侵犯了人权，并称“寻求庇护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基于上述原因，人大代表建议收容孕妇、哺乳期妇女等弱势群体。

　 而“有关部门”不收容孕妇和哺乳期妇女，考虑的是现有的收容制度并不能保护她们。也就是说，在“有关部门”的观念里，收容是制裁的同义词，是限制人身自由，是行政强制措施，是一种社会治安手段。再说，在执法过程中，违法收容屡见不鲜：如果收容站变成了第二看守所，孕妇和哺乳期妇女能经得起这种“折腾”吗？

　 比起人大代表的理想，“有关部门”的这些考虑显得十分现实。但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背后隐藏的是两者立法观念的差异，即救济和制裁究竟谁才是收容制度的本义？

　 从收容遣送制度在我国的演变来看，1951年我国开始实施收容遣送制度，当时针对国民党散兵游勇、妓女、社会无业游民等人群，政府通过组织其劳动改造，转化为从业人员予以安置。这说明，我国设立该项制度的初衷就是救济。3年自然灾害，收容更是将其救济功能发挥到了极点。80年代，随着流动人口剧增，收容对象范围不断扩大。随之，收容的社会救济功能不断弱化，制裁功能增强。据估计，全国收容站里的被收容人员，真正属于需要社会救济的不到15％。依据国务院的有关文件和地方性法规，他们大多属于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不全的流动人员。这就是说，最初的制度设计上，收容制度是一种救济制度，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演变成了一项限制公民基本宪法权利的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大代表”和“有关部门”的争议的焦点在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不要还收容制度以本来面目。

　 在此，笔者更是赞同广东省人大代表的意见。这是因为：现在，收容制度的制裁功能不但已经失去了其法律依据，而且也不符合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该《公约》第九条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对没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采取强制收容措施，显然不符合《公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