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令正值隆冬，北京、天津、济南等北方大城市的民用煤价格猛涨，其中涨幅最大的天津市区，每块蜂窝煤的价格由2角4分涨到3角8分，涨幅约达60％。

　 新华社12月23日的消息说，北方大城市仍有相当数量的居民靠蜂窝煤取暖，仅北京市常住人口中，无缘享受集中供热的普通居民就高达200多万人。蜂窝煤价格暴涨，且供应还不时断档，致使居住于城市胡同的平民一族平添闹心事。

　 价格是供求关系的信号。通常情况下，煤价暴涨总反映出煤炭的供应紧张。然而，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资料，全国煤炭储存仍处于胀库状态，至少超出正常保障量2500万吨，市场煤炭资源总量是过剩的。一方面总量过剩，另一方面煤炭供应严重不足，只能反映出煤炭品种结构不合理的深层次矛盾。

　 同为煤炭，从炼焦煤、动力煤、工业煤到民用煤，至少分成4大类。它们之间热值大卡不同，市场价格相差悬殊。以往，处于最低等级的民用煤主要靠小煤矿提供。大批小煤矿被关井停产后，民用煤随即出现了短缺。此时，尽管中、高档煤仍然供大于求，但若选用工业煤生产蜂窝煤显然过于“奢侈”，价格也让城市“胡同族”接受不了。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领域内的任何宏观调控政策，都须支付相应的调控成本。关停小煤矿，导致一部分工人失去饭碗，就属支付的成本之一。鉴于小煤矿的采矿安全问题十分突出，在现阶段一时缺乏治本办法的条件下，“关闭”的政策作为治标的应急措施，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政府相关决策部门在实施产业调控政策时，除了要尽量减少必要成本支出外，理应避免“额外成本”的发生，以确保调控过程的负面影响降至最小。

　 以北京市为例，冬季取暖用煤的总需求大抵是个常量，当京郊小煤矿大量关停、大幅压缩产量后，政府应当事先考虑到并安排好远距离调运民用煤所需要的通道和工具。与此同时，小煤矿关闭后，民用煤产量骤减导致煤炭价格上涨，也是事先凭常识就可以预料的。如此情况之下，政府就得提前考虑这部分涨价成本如何“消化”及由谁来“消化”的问题。

　 像北京、天津这样的大都市里，如今仍不得不依赖蜂窝煤取暖的市民，一定是城市低收入者。高收入者恐怕不会仍然居住在胡同内四面透风的平房里，接受蜂窝煤的烟熏火燎。因此，我们可以下个结论：任何一座城市内，“胡同族”肯定是城市平民中的弱势群体。照理说，这个弱势群体当成为社会公共政策特殊关照的对象。假如城市政府因自身财力所限，暂时还未能对“胡同族”提供更多的帮助，但至少不该因政策不配套或事先考虑不当，再平添他们的烦恼，增加他们的生活开支。

　 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识大体、顾大局的老百姓。由蜂窝煤这件事引伸开来，我们的各项改革政策的设计和具体的实施操作，作为政府，同样有责任避免再让老百姓承受因政策设计不当或衔接不配套所造成的“额外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