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自由摄影师的这20年时间里，我一共走过180个国家……”
听到这段自我介绍时，我几乎鲤鱼打挺一般蹦起来。
180个！有这么多国家吗，地球上———虽然事后我终于确认目前全球的国家总数是192个，但还是有点难以相信。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和我是一样的：惊叹，伴随钦羡和伸手不及的向往，这是一个多“牛”的人啊！
这个牛人叫瑞泽（REZA）。2001年12月初，作为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和中国摄影家协会共同举办的中国新闻摄影师研讨班的老师，他在北京同来自全国各地的17名年轻的摄影师们共同度过了3天。这其中也包括我。
“他像罗伯特·金凯吧？！”朋友们问我。金凯是《廊桥遗梦》里那个“骑着彗星尾巴来到地球”的摄影师。
他是个去过180个国家、会说6国语言的人？第一个在法国卢浮宫办个人展览的摄影师？第一个被中国政府允许随同边防武警巡逻的外国记者？世界上少数几个能够和阿富汗民族领袖马苏德称兄道弟的人之一？为《时代》、《新闻周刊》以及《国家地理》这些著名杂志工作的人？
如果一定要形容他，我只能想出一个词，就是———传奇。
如果还可以再加上一个，我愿意用———美好。因为他凌于艰苦工作之上坚韧的灵魂、善良的内心、还有注视着世人的那双明亮而温柔的眼睛。
“祖孙二人走进了我的镜头。他们告诉我，全村的人都在战争中死去了”
“关于马苏德的很多报道使他成为一个非凡的人物，人们称他为‘潘杰希尔之狮’。但在我眼中，他不仅仅是个伟大的战士，而且是一个心地公正、富有涵养、思想开明的人，更是一位非常好的朋友。”瑞泽说。
瑞泽从1983年开始断断续续地深入阿富汗进行摄影报道，全部加起来，他在阿富汗生活的时间达3年之久。赶赴北京前6天，正是他再一次从阿富汗归来，所有图片说明是在赶往飞机场的路上用录音机录下来的。
“第一次见到马苏德，是1985年。”谈起马苏德，瑞泽的眼里常会闪现出一种奇异的光彩，“算起来，我们已经认识15年了。你能想象吗？我们一起下了一盘棋，就成为好朋友了。从那时起，每次我去阿富汗，都会想方设法和他见面，除了今年9月的那一次。”
9月10日，马苏德被两名装扮成电视台记者的人携带的炸弹炸伤，4天后，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而去世。“我妻子在9月13日的生日救了我们的命，我希望能在这之前回国，好好和她一起庆祝。”瑞泽使用了“bigday”这个词。“如果我不是如此坚决，我们应该等到当时的沙尘暴过后，赶去与马苏德会面，那是早就约好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两个装扮成电视台记者采访马苏德的人拉响炸弹的时候，我可能正和他们在一起。一同被炸死的，除了马苏德，还有两名暗杀者和马苏德的一名卫兵。”
“当我在巴黎听到这个消息时，真是不知该怎么形容当时的心情。我很庆幸，我逃过去了；可是……”
一个月后，瑞泽在巴黎为马苏德出版了一本画册，汇编了15年来的照片，以朋友的身份，寄托一份怀念。
“在我心里，阿富汗曾是个多么美丽而富饶的地方，有高山，有大河，而那里的人们也是非常友好而快乐的。9月份在阿富汗采访时，有很多朋友主动用自己的车接送我。当我去我的朋友和助手穆罕默德的家里时，他们让我享用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有鸡肉、蔬菜，饭后还有甜瓜和葡萄，又喝了很多茶。这些在当地是十分奢侈的，而且我也知道，为了招待我，穆罕默德一家可能已经倾其所有了。一个有着这样人民的国家，本来过着和和美美的日子。是谁，把他们卷入战争的漩涡？又有谁，会愿意别人把自己的民族想象成好战分子？”
瑞泽在阿富汗拍的照片中，有一幅是这样的：
那是一个黄昏，远方的地平线上走来一老一少，老的把手搭在小孩子的肩上。他们的身后，郁郁的高山，闪现在影影绰绰的云雾里。
“有一次去阿富汗采访，所有的记者都被阻挡在境外。我只好背着几十斤重的设备，从巴基斯坦边境走着进去。有一天，我实在是走得很累了，就坐在一棵大树下乘凉，这时，这祖孙二人走进了我的镜头。他们告诉我，全村的人都在战争中死去了，而剩下的两个，爷爷是个盲人，孙子只有4岁，他们想要逃到邻国去，已经这样走了十多天。”
屏幕上打出了另一幅照片：一个人孤独地坐在一张大床上，四周，是空空的山野。
“这是另一个逃离阿富汗的人。他的家被炸光了，亲人也都死了，剩下的，只有这张大木床。他想要到安静的地方去生活，就背着这张床逃出来。但是，到了离开边境十几米的地方，他就再也不愿意继续走了，因为他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祖国。所以，他把床放在这儿，打算就这样生活，直到战争结束。”
“没有人会在战争中获得好处，尤其是生活在当地的人。可是，除了战争扫荡过的地方的居民，也没有人会永远地记住那些他们从未经历过的苦难。我要用照片，帮大家记住这些历史，和由此带来的痛苦，让人们都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是应该珍惜的。”
20年来，瑞泽经历了世界上的各种战事纷争，或是种族屠戮，或是强国入侵，或者内乱，或者外扰。
“在我的眼里，没有胜利和失败，有的只是战争的痛苦。我痛恨那些只为政治和经济利益发动战争的人，同情所有无法过上和平生活的黎民百姓，敬重像马苏德这样英武开明的领袖。可是，除了拍照，除了让别人从我的照片中感受我的感情，我也做不了更多的。”
1992年，瑞泽在里海边的Khojaly村庄里看到了一幕他永不会忘记的画面。1999年，当他再次到那里为《国家地理》拍摄专题后，在《里海的潮起潮落》的文章里写了这样的话：
永远不要忘记Khojaly和其他的暴行。
用语言，甚至用图片，来反应在Khojaly遭受痛苦的阿塞拜疆人民，对于我来说，都是十分艰难的。1992年2月26日这一天，可能是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这个8000人口的小镇上，有上百人被冷酷地屠杀了，而幸存者也不得不在夜色里，跌跌撞撞地逃往邻近的城市和村庄。
媒体经常会将这类事件报道为“种族清理”（ethnic
cleansing），而事实上，这就是灭绝，就是歼灭。直到今天，我在遇难者身上所见到的残暴，和从幸存者那里听到的逃跑的故事，还一直梦魇一般地笼罩着我，就像20年来我所见到的拍摄到的其他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一样。
我们从不应该忘记这样的事情。它向我们揭示了人性黑暗而丑恶的另一面。
“战争的采访越多，我越发现，最痛苦的受害者就是孩子”
一个缩在红色棉衣里的小女孩。
她站在街头，守着一个木箱子，里面放着她心爱的玩具。
她并不是在玩，也没有欢乐的笑脸。她的眼睛里充满了困惑和无奈。四周的人行色匆匆。
“也许这是20年的工作里，我最喜欢的一张照片。”放映幻灯时，瑞泽让这张照片停留了很久，“这是圣诞节的前一天，我在南斯拉夫的一个街头拍下的。这个孩子希望能卖掉玩具，然后买面包回家过节。”
“它是我最倾心的一个专题中的一张，已经拍摄了10年。我叫它《儿童的权利》。”瑞泽说，“这是我给自己的任务，没有人为此给我付费。”
“战争的采访越多，我越发现，最痛苦的受害者就是孩子。他们根本不理解为什么战争会发生在他们的身边，是什么破坏了他们家庭和生活，让他们忍饥受冻，没有食物，没有医药。我决心把所见到的拍下来，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这样的世界对于孩子们的生活，是多么不公平。”
“这张照片是在南斯拉夫拍摄的。但它可以发生在任何其他的国家。这个小女孩有着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但这些也可以是黑色的，灰色的或者棕色的。她的目光，代表了所有生活在贫困和饥饿当中的孩子的企盼。”1999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塞浦路斯举办纪念影展时，当地的一位记者这样评价。
由于瑞泽在这一领域涉足之深，1989年至1990年间，他作为联合国人道救援计划在阿富汗的顾问，协助向阿富汗北部地区运送药品，帮助重建引水渠、公路、医院和学校。随后的几年，他继续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赦国际和医药无争端组织从事关于儿童问题的报道。
在卢旺达难民营工作期间，瑞泽培训了两名当地的摄影师，并分配给他们任务：为所有那些与亲人离散的孩子拍照片。“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短的培训，而他们的展览却是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
拍照工作进行了一个星期，上万名儿童的头像被印成照片到各个难民营中展览。
“很多人在照片上看到自己的孩子都哭了。他们说：快来看呀，我的孩子，只有头，身子没了！”
这次为期近3个月的展览使3600个孩子找到了自己的父母。瑞泽说，这是他的摄影师生涯中，最让他满意和欣慰的一次经历。
讲课期间，瑞泽带来一部《国家地理》今年3月为他在阿富汗的采访拍摄的纪录片。其中有个画面是这样的：从山顶向下望去，山下的空地上是“一望无际”的帐篷，几平方米的帐篷里一般要住五六个人。大人们凄苦地坐在外面，不时有孩子叫嚷着从镜头前跑过。瑞泽跟着一位阿富汗妇女来到她的帐篷，黑漆漆的画面中现出两个孩子苍白的面孔。
瑞泽哭了。他一边用手轻轻抚摸着其中一个孩子的脸，一边用温柔的声音和她交谈。我们听不懂，可能够感觉到声息之间的关爱。小女孩儿张了张嘴，却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一只苍蝇在她脸上爬着，爬过眼睛，爬过鼻子。女孩儿大概觉得有些痒吧，几次挣扎着想动动，又不得不放弃了。
瑞泽用围巾擦擦眼泪，艰难地举起相机。
“我必须要拍下来。这是我到这里来的原因。”
1999年后，瑞泽开始进一步关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童工以及虐待儿童的问题。
“我不得不说，这是整个时代都无法弥合的伤口。这些孩子在那些脏兮兮、黑漆漆的环境下工作，没有任何安全和医疗保障，这对我们所标榜的现代、文明而自由的社会是多么大的反差和讽刺啊！当从这里生产的货物被贴上标签，摆到柜台上时，可能没有人会意识到，这都是不足18岁的孩子的小手做出来的商品，而人们还在争相购买。”
瑞泽将这些关乎儿童命运的照片捐赠给人道主义组织，任何对些话题感兴趣的人，都可以拿去出版。
“只有打动自己的画面，才能够打动观看照片的人们”
放映瑞泽到阿富汗采访的纪录片那个晚上，北京的许多摄影记者都冒着大雪赶来观看。片子是英文对白，没有翻译，近一个小时的放映，近百人的教室里却听不到一点杂音。
瑞泽背着相机，跟着马队，在山岭中且跑且行且停……
瑞泽和阿富汗游击队一起吃饭，聊天……
漫天的炮火，呼啸的子弹，瑞泽手举相机，一个人站在战壕外，“轰”的一声，一个炸弹在离他不远处爆炸了……
有人被炸伤了，瑞泽跟着来到战地医院———只是个很简陋的帐篷。伤员的裤腿“嚓”地一声被撕开，他的一条腿几乎成了一堆散乱的棒棒糖。瑞泽流着眼泪开始拍照。几个小时后，一块白布将这个残缺不全的身体覆盖了，画面外一个妇女嚎啕痛哭……“你从没感到害怕吗？”“你有没有想过到战地采访是相当困难的？”
“阿富汗不是不允许国外记者入境采访吗？那你是怎么进去的？”
……放映后，瑞泽几乎被类似的问题包围了。
“我总觉得，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你想去做！”他笑笑回答。
在瑞泽的传奇经历中，有几个是和中国相关的。
1990年，他租用一架小型私人飞机，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从巴黎直飞北京，这是首都机场第一次允许国外私人飞机在此降落；
1995年，他在新疆地区进行了为期6个月的采访，这是第一个被中国官方允许的对新疆地区进行全面报道的外国摄影师，包括随同中国边防武警外出巡逻。随后，400余张照片发表在《国家地理》的《新疆》和《朝圣中国佛教洞穴》专题中；
1999年，他在黑龙江的中俄边境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采访，到过几个十余年拒绝与外界联系的俄国村落。
中国记者们频发惊叹：“有很多是连中国记者都难以进去的地方啊！”
“为了那次飞行，我努力了3年，不停地与各个机关联系，告诉他们我们的目的，我们的想法；那次去新疆，前前后后光信就写了50多封，更不用说为了能和中国军队一起去巡逻所做的努力了，真可以用不计其数来形容。
“我还记得去中俄边境采访时，听说有几个俄国村庄，十几年很少与外界打过交道，也从没有记者进去过。一听我就来了劲，我要进去看看。但是，和村子里的人怎么说他们都不同意。
“于是我打听到有个医生，是专门为这几个村子里的人看病的，就去找他，请他帮我的忙。医生问，我怎么帮你呢？我告诉他，让他对别人说，我是在采访他，要为他拍照片，这样就没人会阻拦了。医生同意了。我跟着他，走访了那几个从没有记者进去过的村落。人们真的相信医生的话，在我的镜头面前伸舌头，脱衣服，一点都不避讳。”
瑞泽手嘴并用地描述着，眼角不时飘出一丝得意而调皮的笑，“如果你要问我去监狱采访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我可能会选择和别人打一架然后被抓进去。”
我们大喊，“可那样带不进去照相机！”
“是啊是啊”，他用幼儿园阿姨的语调说，“这就是想办法的过程，什么办法都要想到。”
“所以，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他顿了顿，又说，“如果说有，那就是你自己。”
“1993年，我接到的第一个《国家地理》指派的任务就是去埃及，拍摄《开罗：埃及的魅力之心》专题。可当我到那里时，发现他们给我订了一家五星级宾馆的房间。我就想，天啊，我怎么能在一个有1200万人口的城市里，在这个五星级宾馆找到人们的真正的生活？这里几乎都是外国人！
“于是，我搬出了那里，在城市中找了一间没有星的宾馆住下来。每当我到一地采访时，我都努力争取能和当地人生活在一起。即使是在阿富汗，我也和游击队的战士们一起住战壕，和他们吃一样的东西———如果他们还有东西可吃的话。”
“那你用什么相机拍照呢，在阿富汗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有人问。
“我用我的眼睛，还有我的心。”瑞泽突然非常严肃地回答。
“摄影师和采访对象间总会有一层帘幕，用什么去冲破他呢？是感情，是激情，让他们知道你爱他们，关心他们。然后他们对会对你敞开心扉。”
一幅在中俄边境拍摄的照片引起研讨班很多人的注意。一位俄罗斯老人，用力撕开自己的衣服，他的胸膛上，刺着俄国历史上四个领导人的头像。他抬着头，满含热泪的双眼忧郁而期待地看着前方。
“1999年初我在中俄边境进行采访的一天，突然在一片荒凉的野地里见到这个人。我便向他打招呼，他也向我问好。可是随后，他便哭起来。他说，已经有整整10年了，没有人向他打过招呼，没有人关心过他，他就这样一直在世间流浪着，找不到一丝温暖。此后的10多天里，我几乎总是和他在一起。”
“用你的感情去拍照，和那些感动你的人们生活在一起。只有打动自己的画面，才能够打动观看照片的人们。”三天的课程里，瑞泽说得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我为什么要每天坐在办公室里为那些有钱人画图纸呢？”
瑞泽在巴黎卢浮宫的影展的名字叫《放逐的记忆》。
有一段介绍文字是这样描述他的：每当发生举世震惊的事件时，这位世界闻名的摄影师总是最先到达现场的人之一。他用自己的眼睛和他的照片为世界作证。在这些照片中，那些卢旺达大屠杀、两伊战争和海湾战争中的人们、还有南斯拉夫破败景象中的孩子，都是永远震撼人心而难以忘怀的。《放逐的记忆》还记述了各种各样为保卫失去的家园和土地揭竿而起的人，从库尔德人、柬埔寨人、巴基斯坦人到苏丹人。他见证了战争、种族歧视和压迫，这些使成千上万的人与故土别离的问题；讲述了那些仅仅因为是属于某个社会阶层，政治背景、肤色或者宗教信仰就被认为有罪的人们的故事。这是对和平和人道主义的捍卫，也是为和平和人道主义而做的呐喊。
这组影展自巴黎卢浮宫开始，在世界各地进行了巡回展览。第五站，到达了瑞泽的祖国：伊朗。49年前，他出生在这里一个叫“大不里士”的地方。
也是在这里，他趴在波斯地毯上玩耍，从描述波斯历史故事的图案里，第一次懂得了“构图”的美妙。14岁那年，他有了自已的第一部相机，当他拍下自家的院子时，他兴奋极了，“我发现，那就是我的心所在的地方，那就是摄影。”
20岁出头的瑞泽开始将镜头转向了社会，他出版了一份自己的报纸，拍摄并印刷了一些与政府对抗的照片。贫困、饥饿，还有人们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都进入了他的镜头。
但不久，他就为此付出了代价。他蹲了3年监狱，而且饱受酷刑，“居然会有人觉得，我的背后藏着一个巨大的阴谋。”1978年，瑞泽26岁时，伊朗大革命爆发了。“我听到了抗议的歌声。跑到窗前一看，街道上到处都是人，过了一会儿，开来了两辆军车，并且开始向人群射击。有几个学生正在被警察追赶，其中有一个手里还不停地拿着相机在拍照。于是，我对自己说，瑞泽，你的国家的命运正在改变，你不做些什么吗？”
正在从事建筑设计工作的他再次拿起了照相机。
在一次大型示威活动中，法国一家通讯社雇瑞泽为他们工作一天。瑞泽有些苦恼，因为一天下来其他摄影记者都拍了20、30、40卷，而他只拍了一卷半。但是几天后，他接到了一个巴黎打来的电话：“祝贺你，《巴黎竞赛画报》刊登了6页你的照片，《STERN》杂志登了6页，还有《新闻周刊》也登了一大张。”“哦，我简直不敢相信，那些都是我的照片吗？”瑞泽笑着回忆道。
从那时起，他开始作为业余摄影师为法国通讯社和媒体拍照，并因此受到《新闻周刊》的注意。1978年后，他一直担任《新闻周刊》的中东通讯员。在接下来的美国人质危机中，瑞泽是全世界在美国驻伊朗使馆前拍照的惟一摄影师。
1981年，由于在对待库尔德人问题上与政府意见相左，瑞泽被迫远走他乡，最终定居巴黎。他再也没回过伊朗。“我记不清了，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瑞泽点着了一枝红河烟（这是他喜欢的牌子）。烟雾顿时笼罩了他的眼睛。
也许正因为这样吧，他的照片中总有一些难以诉说的情感，仿佛一只稚嫩的小手，轻轻搔弄着很多不经意的往事。“看了你的照片，我们常讨论，总是目睹这些残忍或者痛苦的事情，会不会影响你对世界的看法？那不是将工作也变得很痛苦了吗？瞧，在放映纪录片时，你的眼睛也是湿润的。”在课程结束的那个晚上，我终于问了这个问题，“很多人喜欢看欢乐的面孔，不喜欢惨兮兮的场面。”“是的。某些屠杀场面的照片，连我自己也不愿意在众人面前展出：人们被蒙上眼睛，屠杀者的子弹不断地打在他们身上，有的人倒下了，有的还站着，还有的在地上痛苦地扭动着身体……那真是非常残忍的事。尽管很多这样的照片后来也得了大奖。我同样更愿意看到美丽的东西，事实上，那也是鼓励我前进的动力。“但是，真相是必须昭之于众的。残忍也好，痛苦也好，如果没有这些真实的照片，又怎么讲述那些令人发指的故事，怎么讲述千千万万在战争中死去的人？怎么能够让局外人清楚地知道事实？而能够发人深省的，更多的可能也是这样痛苦的场面。“当然，也有欢乐的时候。我在中国新疆的拍照就是很愉快的，那里的人们载歌载舞，笑声不断，有很好吃的葡萄和漂亮的姑娘。在黑龙江生活的人们是多么朴实而可爱呀。好多孩子看见我后，就聚在一起，说两句话，看我一眼，再说两句话，再看我一眼。我就问我的翻译他们在说什么，翻译告诉我，他们叫我‘大鼻子’，而且还想来摸一摸。我乐死了，让他们来摸。他们很兴奋，每个用手指头轻轻点一下，就马上跑开了，然后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冲我哈哈笑。”
瑞泽边说边摸着自己的鼻子，对我说：“塌比子，塌比子，是这么叫吧！那真是很愉快的。就是太冷了。”
瑞泽放映过自己在中国拍的照片后，一直追在大家后面要我们提意见。
有人告诉他，一个外国人，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拍到这些照片，已经是非常好了。他挺严肃地想了一会儿说：“是啊，我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都不是很了解。我会争取更多的机会到这里来的。”
又有人说，黑龙江的照片比新疆的好。他顿时高兴地叫起来：“太好了太好了，我是1996年去的新疆，1999年去的黑龙江，这说明我是在不断地进步啊。”“我享受我的工作！虽然我从来没想过会像今天这样做个职业摄影师，但它带给我的也远比我原本能承受的多得多。”“你没有为放弃建筑师的工作后悔过吗？”我立刻后悔了，这真是个蠢问题。“哈哈，是啊！当年我的同事们现在都成了百万富翁了！”瑞泽大笑起来，“有很大的房子，有漂亮的汽车……可是，看看我现在的生活吧。我把我看到的，体会到的，告诉所有的人，难道这一切都不值得吗？我为什么要每天坐在办公室里为那些有钱人画图纸呢？”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我也常常会像你这样想。但我越来越发现，我现在所做的，是在为美好的明天做出努力，这可能就是我工作的意义。”
所有这些文字写完时，已是凌晨5点。CD唱机里，正好传出约翰·列侬的歌声，歌词好像就是瑞泽用他的照片向我们讲述的：
想象这世界没有天堂，你也试试看吧，
也没有地狱，有的只是明澈的天空，
想象所有的人们，都为现在而生活；
想象一下，没有国家，那会怎样
没有杀戮和死亡，也没有信仰的不同
所有的人，共享一个世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