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欧洲诸国，工商业迅猛发展，而德国的农业却“一枝独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不仅没有使德国废除封建制度，反而却让容克地主实力大增。他们开始投资农场、工厂、矿山、铁路，成了真正的资本家，普鲁士走了一条独具特色的资本主义道路。

　 17世纪初的欧洲，商品经济一经萌芽，就表现出异军突起、不可阻挡之势。然当时由于封建势力把持政权，自然经济根深蒂固，于是一个时期里，新经济与旧经济相互对峙，展开了一场生死较量。英法等国资产阶级，通过轰轰烈烈的革命，推翻了封建地主，踏上现代文明之旅。而在普鲁士，容克地主则顺应形势，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率先接受了资本主义，走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普鲁士道路。

　 15－16世纪前，德国的工商业尚能与欧洲各国并驾齐驱，可由于新航线的开辟，沿海地区占尽天时、地利，商贸中心自然移向港口地区。在欧洲的西北角，各国商人穿梭其间，国际贸易做得热火朝天，商品经济像是地下的岩浆，悄悄地蓄积力量，正等待着冲出地壳的那一刻。相比之下，德国没有地理上的优势，门庭显得十分冷落；1618－1648年，德国一直硝烟弥漫，外战内乱，足足持续了30年，原先工商业较发达的城市，由于战争而日趋萧条，昔日的辉煌悄无踪影。所以，17世纪时，德国的工商业一蹶不振，对外不能与他国竞争，对内也无力与封建势力相抗衡。

　 工商业主在德国生不逢时，可容克地主却鸿运当头，迎来了他们的“黄金时代”。原先的粮食贸易，关卡林立、阻力重重。随着航线的增多，易北河、波罗的海、北海、欧洲西北角间船来船往，陆上的关卡形同虚设。英国、荷兰忙着出口工业品、进行殖民贸易，其丰厚的利润，使人们趋之若鹜，农业却因此受到了冷落。这一改变，使原先的农业出口国，现在亟需进口粮食，而便利的交通、广阔的市场，给德国农业发展带来了机遇，粮食出口由此猛增。德国工商业本来先天不足，农业却乘机迅猛发展。所以，在17世纪的工商业浪潮中，德国农业是“一枝独秀”。容克地主一方面农商并举，进行企业化经营，同时又改头换面，由收租的地主，变成农业企业家。这样一来，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不仅没有使德国废除封建制度，反而让容克地主坐收渔翁之利，实力大增，其统治地位稳如泰山。为维护既得利益，地主把农民圈在土地上，并用法律形式“再版农奴制”，规定婢仆及其子孙都是地主的财产，择业、择居、终身大事都得听凭地主的安排。

　 1806年，德法间进行耶拿大战，结果德国被打得落花流水，被分解为300个邦，军队仅剩1／5。普鲁士作为联邦中的成员国，被保存了下来，但却比原来减少了一半的人口和土地。军事溃败后，随之而来的便是经济上的劫难。由于拿破仑的贸易封锁，粮食出口不再可能，容克地主发家致富的生命线被掐断了；战争引起的混乱，使得商旅不安，工商业也渐渐开始萧条；巨额的赔款，对战败的普鲁士来说，就像是个无底洞，倾其所有，也不能填其一角。在工业世界的冲击下，德国似乎被现代文明所遗忘，被英法等国远远地甩到了后头。

　 落后就要挨打，面对失败，自尊的德国人不得不反思。他们明白，法国之所以胜利，表面看是其器械精良、国力殷实，实际上是它的经济制度，比“再版农奴制”要优越。“再版农奴制”已不合时宜，必须改革。不改革，农民没有自由，劳动力不能自主流动，发展工商业就找不到人手。就连当时政府官僚阶层也承认：“旧世界已失去魔力，不再适合我们，这个流尽鲜血的国家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得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进行更新”。既然封建制度迟早要被淘汰，那么就应宜早不宜迟。可是选择何种方式来达到目标呢？是通过革命的办法推翻现行政权；还是通过改革的办法缓和矛盾？首相施泰因的回答是：我们无需摧毁老传统，而只须对它进行合乎时代精神的改造。

　 1807年10月，政府颁布《十月赦令》，规定从1810年圣马丁节（11月11日）起，还农民自由身，允许农民自由移动与择业；无论贵族、市民、农民都可以分割、抵押、买卖土地。不久，国家又颁布《关于废除国有土地上农民世袭人身隶属关系的法令》、《二月法令》，进一步减少对自由的限制、禁止地主随意侵吞农民土地。农民有了梦寐以求的自由，自然欢欣鼓舞、拍手称快。可地主却眉头紧锁、闷闷不乐。过去他们一直把农民当摇钱树，可现在没了赚钱的工具，他们岂能善罢甘休。他们声称：“宁愿再吃三次败仗，也不愿要《十月赦令》”。他们千方百计地设置障碍，阻挠改革，并把施泰因视为眼中钉，不断向拿破仑进其谗言，指使普王将他免职。受战争影响，容克地主实力虽有所下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他们依然是国家的中坚，他们的意见，上层人物不敢不听。改革的先驱者———施泰因，虽然豪情万丈，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终因阻力重重而壮志难酬，1808年，逃往俄国避难。

　 1810年，哈登堡继任首相。他深知改革是大势所趋，但施泰因的前车之鉴令他也不敢轻举妄动。1811年，哈登堡采用折中的办法，颁布《关于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的赦令》，规定农民可用赎买方式来解除封建义务。农民要获得土地，要么放弃原土地的1／3∽1／2，要么支付25倍的年租。此法是改革派与封建势力妥协的结果，它如同在改革道路上，设置的一道门槛，高价的赎金，则是通行证。这道门槛一设便是40年，1850年3月，政府颁布了《赎免法》，减少了对赎买土地的限制性条件。普鲁士的农业改革，就此告一段落。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新生的资产阶级，因势单力薄，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向封建势力妥协，一些积极的主张，因与地主利益相左，实施时便大打折扣。所以，普鲁士的农业资本主义道路，较为迂回、渐进，虽说保证了国家政权的稳定，但却不像英法那样来得直接、有效，经济发展，也比别国慢了好几个节拍。不过，历史的车轮不可逆转，新生事物一旦破土，就注定了要开花结果。改革后，农民成了自由劳动力，潜能得以释放，不过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依然是容克地主。1815－1847年，他们得到了1854万塔勒尔的赎金，《赎免法》颁布后，又给他们带来了1950万塔勒尔的收入。巨额的财富，转化为原始资本，资产阶级化的容克地主，又开始投资于农场、工厂、矿山、铁路，成了真正的资本家，普鲁士最终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此后，其工商业日益繁荣、国力与日俱增，在德意志联邦中，与没有变革的其他成员国相比，它实力最强，为日后统一德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