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的汪廉觉着自己这半年来成熟了不少，对社会的理解也多了些层次，这跟她无意中踏进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有很大关系。

　 9月底的那天，首都师范大学英语教育专业的三年级大学生汪廉结束了在盲校的义务授课，骑着自行车刚走了两三分钟，就看到了路边矮墙上的一块木牌“行知小学”。透过矮墙，她又看到了几排简易的板房和尘土飞扬的操场。

　 “这么简陋的学校一定需要老师！”这么想着，汪廉趟过校门口黑水流淌的小路，径直去了学校的办公室。一进门她就热诚地提出愿意为学生们义务教授英语课，结果汪廉受到了热烈欢迎。

　 “为社会做点事”，和其他青年志愿者一样，汪廉把踏踏实实为他人服务当做人生的快乐。从大二开始，她就利用周末和课余去盲校义务教课，寒暑不断。偶尔还去养老院为老人们演节目。今年夏天，作为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彩虹志愿者”中的一员，她被评为市级先进。

　 接下来的周四，汪廉开始教行知小学三年级的英语课。很快，同班同宿舍的王婷被她拉来教四年级。再后来，同系各年级的十几位同学在汪廉的组织下也来到行知学校义务授课。“其实，这些在城市边缘顽强求学的孩子们教给我的，远比我教给他们的多得多。”从小在北京市区长大的汪廉说，自己最先感觉到的是孩子们家境的贫寒。在汪廉教的班里，几乎没有可称得上“胖”的孩子。冬天，孩子们的脸和手皴着黑皮，脸上的底色多是黑黄，看上去明显营养不良。孩子们的衣服多是十几年前的款式，大红、大绿、大紫、大粉的夸张色彩。孩子们脚上的鞋子普遍偏大，走起路来带着踢踏声。由于冬天没有暖气，孩子们上课也穿着厚厚的大外套。教室的一角生着煤炉，四面透风的屋里老是弥漫着呛人的烟味儿。“坐在门口的那个女孩一冬天都在咳嗽。”汪廉说。

　 “我真没有想到社会差别会这么大、这么明显。”汪廉形容那些打工子弟就像被社会遗弃了一样，学校没有正规的本地老师，没有像样的教学设施。她始终不能弄懂，为什么这些孩子的父母正在做着北京城里最脏、最苦、工资最低的活儿，孩子却得不到正常的教育环境。

　 班里的孩子流动性大，常常有人走了又有人转进来，有的孩子悄没声地就失去了音讯。汪廉记挂着他们的功课。

　 汪廉给孩子们选了《新概念英语》做教材。她说，这些孩子比正规学校的学生学起东西来一点也不差，学得快、记得准。

　 孩子们每次上课前都要唱歌，“唱得不怎么样，倒敢唱，嗓门儿特大。”有时，汪廉习惯性地一上来就讲课，孩子们就会大声抗议：“唱歌！唱歌！”

　 渐渐地，孩子们和汪廉成了好朋友。下课一起玩跳绳踢毽，上课还一起做猜英文单词的游戏。汪廉记得自己第二次来上课的时候，一个女孩静静地为她搬来了椅子，轻轻地叫她一声“老师”，汪廉感到“她特诚恳，不会套瓷”。

　 圣诞节前，王婷收到了孩子们自己用铅笔写的带汉语拼音的贺卡。

　 有趣的是，汪廉觉得，“打工子弟学校里的男孩比市里正规学校的男孩更爽直、更勇敢、更有责任心。总之，更像男孩”。他们上课发言踊跃，有的张嘴就说，声音洪亮，有时还引起一片喧哗。他们生活经验多，会生煤炉、会添火。“手特别巧”，会自制教具，会修铅笔盒，还有的会修门窗的合叶———破旧的门窗经他们的手，又能对付一阵子。

　 课外在北京中国儿童中心担任“剑桥少儿英语”教学的汪廉，说起在儿童中心的时候，下课后经常会拣到铅笔盒、削铅笔机、手套、帽子、围巾甚至文曲星电子记事簿等学习生活用品。生活在优裕环境里的孩子根本不懂得珍惜物品。“而行知学校的孩子桌洞里特别干净”。

　 几个月下来，汪廉在为社会服务、感知社会的同时，也强烈感受到了社会对打工子弟学校的不公平。一次，她听说孩子们在寒风里排着队走了很远才到公交车站，却被公交车拒载。还有一次，她看到了一段纪录片，片子里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正在被取缔，一些身穿制服的人粗暴地将课桌、椅子扔上汽车，老师们沉默地站立着，孩子们大放悲声，家长们围在校门口愤怒地叫喊着。那场面让她久久不能平静。

　 汪廉曾问过班里的一个女孩想不想上大学，女孩答：“想，可我们家没有钱。”

　 汪廉觉得北京人应该对外地人好一点。她也希望社会能提供一些捐助，帮助打工者的子弟读书，至少“不要让他们这么小，就失去对未来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