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曾经指出：每个人都渴望其他人承认自己的尊严和地位。确实，这种冲动是那样根深蒂固，以至成为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而福山先生在这部《信任》一书中揭示，我们检验经济生活获得的一个最重要的启示是：“一个国家的福利及其他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一个普遍的文化特性，即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

　 一个繁荣昌盛的文明社会依靠的是人们的习俗和道德———这些属性只能通过有意识的政治行为间接地形成，并且在对文化的不断关注和尊重的过程中得到滋养。通过对中国（主要以香港和台湾为例）、意大利、法国、韩国、日本和美国等国家的分析，福山先生认为后工业社会的进步不能通过雄心勃勃的社会改造来实现。我们不再寄希望于政府的大量计划来创造一个“伟大的社会”。

　 丰田汽车公司的高冈装配工厂里，有几千名装配工人，任何一名普通工人都可以在发现问题时自作主张，拉闸使整个工厂的流水作业停下来。然而，这种情况很少出现。而在中国文化中，一个人若不是完全置于血亲关系网中，那么，他就不被完全信任，极端的家庭主义、男性遗产均分制与收养机制的缺乏以及对非亲非故者的不信任综合在一起，塑造了传统中国的经济行为模式。

　 正因为在血亲关系以外，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相对较低，因此，政府迫不得已创建一些大规模企业。任何中间组织薄弱、家庭以外信任程度低的社会，其经济体中的企业都呈马鞍形分布，这是一个总法则。总之，中国文化中对外人的不信任通常阻碍了公司的制度化。

　 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不得不折服于福山先生的判断。

　 朝令夕改，使得政策的信用大打折扣。如今在WTO之下，按照国际游戏规则办事，政府部门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作为企业，本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针，企业与政府处在彼此互不信任的两端，为了应对来自各方面的行政管理，企业加大了经营管理费用。

　 作为社会的一员，我们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当我们作为生产企业的员工时，每个人都希望“搭便车”，结果，人浮于事，自以为这样瞒天过海的做法，可以获得利益的最大化。而一旦我们再以消费者的身份出现时，我们面对的则是所有无法让你信任的生产者：尔虞我诈，假冒伪劣，社会的一切可以交易的商品都有可能出现假冒伪劣，甚至有些人为了经济利益出卖自己的灵魂和信念。这样的结果是，每个人只能在自己所从事的领域里，因为占有了信息优势，所以，可以获得“额外收益”，而在其他的一切领域，因为处于信息劣势，所以，你必须加倍地付出，从而整个社会处于低效率的状态。

　 处在我们今天的信息社会，信任仍然是社会资本中最重要的因素。因为信任不会存在于集成电路之中，也不存在于光纤电缆之中。尽管这涉及到信息的交换，但是，信任并不能分解成信息。

　 事实上，如果缺乏起码的非正式信任感，现代经济生活是很难设想的。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斯·阿罗认为：“没有任何东西比信任更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信任是社会系统的重要润滑剂。它非常有成效，它为人们省去了许多麻烦，因为大家都无需去猜测他人话的可信度。不幸的是，这不是一件可以轻易买到的商品。”

　 福山先生的力作《信任》，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人类社会发展中社会资本的重要性，指出信任是维护社会长治久安和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因素。构建一个高度信任的社会，对每个人和组织都有好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只有“从我做起、从现在开始”。

　 （《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美）弗朗西斯·福山著 彭志华译 海南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2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