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后在享受权利的同时要承担一系列义务，其中首要承担义务的就是政府。世贸规则绝大多数是用来规范政府行为的，其主要职责就在于监管政府行为，所以政府如何转换职能，主动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是当前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最大的任务。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副部长、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

　 一下车，眼前是一幢现代化写字楼，与所有政府机关都不同，没有高高的台阶、森严的警卫，甚至没挂一块我们熟悉的白底黑字大牌子。

　 错了吧？我满腹狐疑地问司机。

　 “没错！”司机头也不抬，“这儿就是管委会大楼。”

　 进了大厅，几株巨大的棕榈树伫立其间，潺潺流水环绕。统一着装的前台小姐随时解答来客咨询，好像进了家星级饭店。

　 大厅两侧，工商、税务、水电气热费缴纳、出入境手续、人员招聘调动……所有与投资者有关的办事机构都设在一层，全部是柜台式的窗口办公，企业人员不必东奔西走就可以一揽子解决问题。这就是天津开发区首创的著名的“一站式”、“一条龙”、“一贯制”服务。

　 厅内还设有多个电子触摸屏，方便地查询各个政府部门所在位置。楼上的机关更令人惊讶，所有人都是大平面开放式办公，任何人不需要登记就能进去办事。总之，它根本不像一个“衙门”，更像一个公司！

　 “不是我们协助你们，而是由我们去办！”

　 1994年，丹麦诺和诺德公司准备来中国投资，候选城市中有上海和天津，当时上海浦东正是全国投资热点，天津与其相比显然不具备优势。诺和诺德提出了一个条件：能否协助我们向中国有关部委获得项目审批？

　 开发区负责人回答：“不是我们协助你们，而是由我们去办！”

　 考察团认为，这是他们在中国听到的最满意的回答。

　 之后几个月，诺和诺德多次来到天津开发区。常常是紧张的一天谈判结束后，原先准备的文本多处要进行修改。素以效率著称的欧洲商人疲倦不堪，文本置之案头了事。第二天一进谈判间，他们发现面前整整齐齐摆放着已经修正的文本。此后一个星期，每天如此！诺和诺德震惊了，显然：在他们休息的时候，天津开发区工作组却通宵达旦地工作着。

　 诺和诺德董事局终于决定：在天津开发区投资2．43亿美元。其代表对天津开发区人说：“你们这支队伍、这些人给我们的印象太深了，选择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才是至关重要的。”

　 天津埃迪亚都公司一位业务员要为该公司注册一家小型合资企业。开发区工作人员给她沏上茶水，请她到沙发上就坐，详细查看她备齐的文件。20分钟后告诉她，营业执照已在打印中，两三分钟即可。这位业务员感慨：这里比起一般的政府部门来，不像机关，“简直是星级饭店的水平！”

　 三井高科技（天津）有限公司总经理米田哲哉称赞，“天津开发区的服务水平和效率堪称一流！有时超过日本。”

　 该公司的一位日本职员从日本返回天津的时候，由于本人疏忽，签证过期，这时离飞机起飞只有一小时了。日方海关人员告诉他，除非马上有中国外事部门的邀请函，否则必须重新到中国大使馆签证，但断言这不可能办到。情急之下，他打电话给天津公司，秘书马上找到天津开发区外事办公室的负责人。40分钟后，在日本机场焦急等待的职员收到了来自中国方面的传真。他在日本海关人员惊讶的目光中登上了飞机———他被认为是一个有着“特殊背景”的人物。

　 7月28日是米田的生日。天津开发区给了他巨大的惊喜：最豪华的泰达国际酒店，开发区领导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给他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生日晚会。动人的音乐，摇曳的烛光和美妙的生日蛋糕里，融入了开发区人对外商真诚的关切。米田说“这是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生日。”

“用较好的服务和较高的效率来为企业提供服务。这也是我们之间惟一的关系”

　 我本想先各处转转，可宣传部长马上约好了管委会副主任张军。“抓他可不容易，还是先见他吧！”

　 已经晚上6点多了，这位副主任还没回家的意思。他才38岁，透着精明强干，但已微微有些谢顶，同事们说，都是累的。“开发区以外资为主，所以政资是分离的，也就是说，政府职能和国有资产管理职能是分离的，开发区所有企业投资和政府没有关系。政府之所以管国有企业，是因为国企财产归属是国家，各个地方都有行业厅局、主管局，像一轻局、二轻局、机械局等等，但开发区在这一点上是极为特殊的，管委会在微观上与企业没有任何财产关系。”

　 他举例，比如你投资一个企业，你是股东，你就凭财产权管理它。“但是摩托罗拉把资金放在这儿，你怎么管？你能指示摩托罗拉、三星怎么管？你管不了。”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销售、决策、技术都是企业内部的事，从财产关系上看是由它的总公司来管的。所以说开发区不干预企业经营管理，只说对了一半，开发区也无权干预。

　 “由于企业和政府没有产权关系，企业的利润和政府没关系，政府的位置就摆正了，不像其它政府一天到晚调查企业。开发区政府跟商界的关系一开始就遵循国际惯例，依照法律执法，用较好的服务和较高的效率来为企业提供服务。这也是我们之间惟一的关系。”

　 “当这样的领导感觉怎么样？”

　 “我感觉肯定好！”张军毫不犹豫，“这种角色管理更纯粹……另外，起的作用更大！比如，一个国有企业亏损了，你要给它1000万元。如果我拿这笔钱变成政策，鼓励某几个行业的企业到这里来，我给予补贴或奖励，把1000万从一个石子变成了一个杠杆，可以撬很多这样的石子，效能是不一样的。”

　 张军说，他们与地方政府最大的区别还在于文化的不同。开发区从一开始就特别重视投资促进，就是招商。最先提出“投资者是帝王，项目是生命线”。

　 如今，开发区已形成一套完备的招商体系。管委会在欧洲、上海、美国、日本、北京都设有办事处，建立信息渠道，考察主要投资竞争地区的优劣势，做各个地区、国别投资情况分析。“我们强调定量的业务分析，不能拍脑瓜做决定。比如，如果我把100个项目用厂房的情况统计出来给建发局，那么开发区的厂房需求就比较有清晰的定位。”

　 “你是什么公司，生产什么产品，用地还是用厂房，我们对你所有情况要清楚掌握。一但来访，立即组织针对你的接待方案。你注重哪些东西，你可能把哪些信息介绍进来都要考虑。接下来是跟踪促进，就你提出所有要求不断补充材料。”

　 英国BBA公司就是这样在天津落户的。“我们把外方人员的工作都做了。他们先去大连，而且基本上就定了大连。又来天津，我们就琢磨接待方案。比如第一次会谈怎么组织，怎么迎接，谁主要发言，包括宾馆果盘鲜花怎么摆放的细节都下了功夫。”

　 百事可乐首次来天津考察只有一顿饭的功夫，这顿饭怎么吃？本来，张军他们订了麦当劳，可最终派人赶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塘沽买来了肯德基，就是因为肯德鸡捆绑的饮料是百事可乐。

　 当“百事”再次来考察时，项目小组干脆把餐厅、谈判间、考察团下榻酒店、饮料自动售卖机全换上了百事可乐，而这些饮料全是从1个小时车程的市区运来的！

　 柯达公司本来还要去苏州、上海，但看完天津后干脆决定不去了。

　 最关键的一次谈判，和BBA整整谈了三天三夜。管委会几个刚招来的大学毕业生在一旁见习，也熬得乌烟瘴气，每天凌晨三四点钟睡。最后一天谈到凌晨5点。

　 “现在这些小鬼都能独当一面了！他们都是项目主管，责任重大，一个项目走了就是你的责任，所以对每一个企业都要不断研究、跟踪……你去经发局外资科看看吧，简直就像售楼小姐、售楼先生，比他们还要深入得多。”

　 时至今日，她向我讲述这一切时，眼里还差点涌出泪花

　 2000年的一天，天津市一家合资电子公司透露，全球IT业著名领导企业B公司欲在亚洲投资，它在上海、深圳都没找到合适厂房，有人推荐了天津。

　 经发局外资科符晋是学微电子的，一看厂房面积，凭直觉意识到这至少是1亿美元以上的投资，如果投到天津，将能撑起开发区的半边天！

　 巧的是，开发区恰好有个厂房符合要求。符晋和同事范珂马上浏览了B公司中国、日本、美国总部的全部网站，了解微电子部的分布状况和最新动态，把B公司了解个底儿掉。

　 很快，日本和香港的两位高层人员来到天津。天津外经贸委主任皮黔生、管委会主任李勇亲自主持谈判，在短短一天时间内，做中英文演示、介绍区容、学校、医院、酒店，参观区内企业。考虑到有可能海运，还带他们参观了北方最大的集装箱港口。当时B公司正在新加坡、上海、深圳做选择，本来没考虑天津，只是听说有厂房才决定来看看。

　 可当两个老外站在厂房里大吃一惊：“怎么面积这么小？”找出传真一看，原文弄错了计量单位，他们的需求至少是原面积的3倍！符晋第一反应就是：坏了！优势没了……

　 但两个老外对厂房的设施布局赞不绝口，只是对面积表示遗憾，符晋说：“如果你们需要，开发区可以马上建出同样的厂房！”

　 这一次，B公司没做任何表示，但评价说：你们做得非常好！天津开发区是能够与国际接轨的。但符晋心里十分沉重，因为此后不久他们得知，在B公司投资方案排名中，天津开发区倒数第一。

　 临走时B公司曾表示，还要带新加坡和日本的总经理再来专程考察一次。

　 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又得到消息：高层考察团将再次光临。可是，显然投资的希望不大。以什么规格接待？项目小组犹豫着。最终，李勇主任拍板：既然是B公司，就是不来也要好好折腾一番！

　 那天，能够动用的人全动用了，管委会起用了最大的会议室，天津海关、民航、外管局主要领导和项目运作有关的所有业务主管全部到场。

　 符晋等人展示了针对B公司制定的一揽子优惠政策，下午，管委会带领考察团参观了摩托罗拉公司，B公司代表赞叹：“没想到摩托罗拉在中国这么成功！”符晋马上接口：“你们也能做到！”

　 那天下午，B公司终于透露了即将投资的项目：芯片封装载体。这是一种十分精密的微电子元件，投资规模至少2亿美元！

　 B公司此行已参观了5个地区，天津是他们最后一站，日本技术专家挑起大拇指：“天津，很棒！是目前考察最好的一个！”

　 项目小组顿感欣慰。随后，李勇主任还率队专程访问B公司美国总部，全面推介天津开发区。此时，B公司已经放弃了新加坡和深圳，将在上海和天津做出选择。

　 日子在不断传来的好消息中流逝，两个月后，B公司大中华区制造总监等三位负责人专程来到天津，管委会项目小组满怀期待地望着他们。

　 没想到他们一到就说：今天我们不吃饭了，谈完就走。大家隐隐感到不妙。

　 他们说，总体来看，天津和上海都不错，没有明显差别。但上海有两个优势，一是产业因素，上海比天津做得好，发展空间大，二是配套因素，江浙一带辐射力度大，华东地区产业配套能力优于天津，当然，结果还没有出来，不过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

　 两位代表严肃而诚恳，那天是范珂翻译，可他几乎翻不下去了。

　 最后，他们一再向李勇强调，您的政府是一流的，您的团队是一流的，您的工作是一流的，不管选择天津还是上海，你们都应当感到高兴，因为是中国胜利了！

　 当范珂把这个坏消息告诉符晋时，她根本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会吧！你骗我吧……

　 时至今日，符晋向我讲述这一切时，她的眼里还差点涌出泪花。

　 在与上海的较量中，B公司最终选择了后者。项目小组对B公司的离去进行了一次次的反思：

　 从产业背景和所能提供的支持来看，天津开发区利用外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孤军奋战，在利用外资对周边产业环境依存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缺乏周边环境有效的产业支持，构成了天津开发区利用外资工作的一个致命伤……“失去项目并不可怕，只要认真对待，会有长远结果。”如今B公司已与天津开发区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他们表示，一旦有机会，将首先考虑天津。就在我到之前，B公司刚刚帮助管委会完成了一个数据库的建设。

　 李瑞环市长说：“你们干的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洋务运动”

　 对国内绝大多数企业来说，政府还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指导者，但对开发区外商来说，政府是他们最好的拍档，是一个高效率的经营团队。

　 而叶迪生的解释是：开发区之所以给企业这样的感受，是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搬一个政府过来。

　 叶迪生，天津市市政府对外经济工作顾问，开发区首批建设者之一，1988年任管委会主任，后任天津市副市长。

　 1984年，天津最早的一批建设者云集市政府。当时，中央召开沿海开放工作座谈会，决定继设立特区之后，开放14个沿海城市，天津市位列其中。

　 这批人全是从各个部门抽调来的，叶迪生是天津半导体器件公司总工，后来的管委会主任皮黔生是研究法律的，总之，谁都没当过官。

　 时任市长的李瑞环却对这批没当过官的人寄予厚望：“你们干的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洋务运动，我有多大权你们有多大权。”但他也说了，要钱，一分也没有。

　 这意味着别想指望一点财政资助，开发区的建设全要靠自己闯。面对一片盐碱地，开发区怎么搞？管委会职能是什么？大家经常争论不休。

　 首要任务是学习，走出去，把先进经验引进来。一部分人去了深圳，领教了“蛇口速度”。邓小平从新加坡回来后提出对外开放，大家又去了新加坡，“小平同志去过的地方我们都要看一看。”而后，对全世界对外开放成功区域进行研究，由此诞生了开发区的“黄埔一期”。

　 管委会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观念，确立了开发区定位：研究工业发展道路，尽快缩短和国际上的差距；从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成为天津、华北地区走向世界的桥梁；成为天津市引进技术和对外开放的一面旗帜。

　 要围绕这个目标管理区域，政府决不能是老一套的官僚机构。然而在建设过程中，一些人还是慢慢有了“主人”心态。

　 “我们到底是谁？”开发区人不断追问自己。“政府是靠纳税人养起来的，不是你来决定企业命运，而是企业决定政府有没有这种权威。”

　 天津是老工业城市，计划经济色彩浓厚，有人提出异议。

　 “可是，我们能创造财富吗？”叶迪生反驳道，“‘你不听话我就制你’，在开发区行不通。”

　 “别想着把政府做大！我们不是建一个城市，而是要建一个生产力发展地区。”管委会思路逐渐明确，要把开发区办成“小政府、大经济”，同时也确立政府职能：管理、服务、招商，并进一步提出了新口号：“为投资者提供服务，让投资者赢得利润”。

　 管委会机构设置一开始就极为精简，相关职能合并同类项，一个部门挂多个牌子。如今，一个经发局就集招商局、工商局、经贸委三个部门的职能于一身，建发局对应规划局、房地局等四五个部门。

　 当时，美国商务参赞参观天津开发区后给白宫写了这样的报告：“南方有个蛇口，北方有个天津开发区。这批官员思想开放，有全新的思维方式，建议美投资者参观。”

　 开发区招来的第一个项目是印尼某陶瓷企业。

　 那是1984年冬天，印尼老板林先生此前已去过河北一个陶瓷发达地区，但那里官气十足，林先生印象很差。可一到天津开发区，管委会主任们换上长统靴就陪他看现场去了，当时开发区只有不到一平方公里垫了土，大部分地还在海水里泡着。

　 总经济师和他谈法律条文，管委会提供了一系列相关数据：土地价格、临近县原料运费。林先生决定投资，企业执照不到一周就办好了。之后，规划局主任天天帮他盯厂房建设。林先生感动地说：“你们虽然没有技术，但你们这些人可靠！”

　 叶迪生说：“我们的作用就是千方百计促使企业成功，如果大多数企业不成功，我们就失败了，我们和企业是共存亡的关系！”

　 “入世后政府除了服务，没有别的事可干！”

　 在管委会贸发局，有一个极为特殊的科室，它没有任何权力和传统行政职能，但却配备了工作能力最强的人员，它叫“企业运营服务小组”。开始建制时有人质疑：“哪有没有权力的政府机构？”

　 现任管委会副主任艾亚民是该科室创始人。他说：“当官的都爱权，这是天性！一给权就整天想当官，我们这个科就不能要权！”

　 这个小组专门负责企业对政府的一切事务，面向政府机关，国有公用事业单位等共56个部门。简而言之，凡是和“官”有关的，全在服务之内。当企业遇到问题不知道该找谁，或找谁有困难时，小组“一手托两家”，负责全程协调解决，直到企业满意。

　 贸发局贾局长以前在国企呆过，深知企业最需要什么：“只有被政府部门气得够呛才会来找我们。”

　 “对企业的中后期服务相当重要，它是政府服务的重头戏。直接影响到开发区口碑、企业是否增资，因此，我们的服务就是要解决问题，让企业百分之百满意。”

　 小组分为2－3拨人，按国别不同，每周定期走访企业，向企业征询意见。

　 如今，小组已成立4年多，企业已经习惯于有事找“小组”，大到促成修改海关税则，协助企业快速通关；小到帮老外寻找丢失物品，无所不包。最难忘的一次就是帮老外“打官司”。

　 1997年，加拿大使馆致信天津市长，申诉加国企业在中国受到不公平待遇，表示要在美国就中国投资环境召开新闻发布会。原来，加国G公司在开发区和天津一家国有建筑公司发生工程纠纷，未付工程款。建筑公司一纸诉状将G公司告上法庭，法院判外商败诉，查封了G公司资产。

　 当企业运营小组接手此事时，G公司已基本停产。小组确立第一原则，不能妨碍司法公正，但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看有无协调的可能。但第一次接触就失败了，双方骂骂咧咧，势同水火。“看起来这是个遥遥无期的工程。”负责此事的王有根等人简直束手无策。

　 没法子，还得一点点往前拱。中院庭长给了一线希望：我无权揭封条，关键是要看债主的态度。王有根马上去找建筑公司，反复申明一个道理：只有让G公司生产运转了，才有可能还钱。“还你蛋可以，但不能把鸡杀了啊！”经过一个月的努力，建筑公司终于主动找法院要求撤诉，双方将协商解决。

　 G公司启封了，企业恢复生产。加拿大方面又给天津市长来信，表示非常欣赏天津市的做法，预定的新闻发布会暂缓。

　 当双方再次坐在一起时，王有根等小组成员几乎磨破了嘴、跑断了腿。“那次大家谈得特别开心，”王有根说，“谈判结束，双方都争着请饭，最后还是我们请的。”作为国际知名制冷剂制造商，G公司当年建厂时错过了销售旺季，转年又赶上亚洲金融危机，资金周转不灵。建筑公司表示理解，提出可以分期还款。

　 加拿大使馆再次来信赞扬天津，并说新闻发布会已取消，他们对天津，特别对开发区的投资环境很有信心。

　 运营小组以为这下没事了，可第一次还款日期还没到，G公司却找上门来：“现在没钱，还不了。”王有根为难了，只好硬着头皮给建筑公司打电话。建筑公司十分愤怒，双方再度陷入僵局。经过再次协商，决定宽限几天，G公司承担违约金。

　 宽限时间又到了，G公司居然又找到王有根，干脆说：还是没钱，再宽限半年也还不上。王有根问：“你看这样合适吗？”G公司自觉理亏，提出，在南方有一批空调，能否以物抵债？

　 小组人员决定再做一次努力。他们陪同建筑公司亲临G公司参观。这是建筑公司完工之后第一次旧地重游，只见工厂萧条，一派冷清景象。建筑公司心软了，“这么苦的企业给点东西也算不错了……”双方最终洽谈了实物还款协议，一批批如期履行。

　 这场官司前后历时一年多，如今，G公司已经起死回生，是开发区纳税大户，和建筑公司又成为朋友。而“企业运营领导小组”也在管委会历年的投资环境调查中，被评为“最受企业欢迎的部门”。

　 “我们老板说了，扩大生产不去别的地方，还在开发区”

　 头一天去外企是“运营小组”的人陪我去的，后来他们就不陪我了，因为一到企业，人家总是夸个不停。“太尴尬了！好像逼着人家表扬……”他们说。

　 听说要采访“政府服务”，英国BBA无纺布公司总裁鲁富力率四五位高层管理者隆重接待。该公司是全球无纺布行业中最大的国际集团之一。有意思的是，它现在的一位部门经理于达明曾是管委会项目经理，他把BBA招到天津后就被挖了过来。

　 “第一次来天津印象怎样？”

　 “天哪！”翻译话音未落，头发花白的鲁富力总裁爆发出爽朗的笑声，“我们受到了空前绝后的招待。”那一天，豪华礼宾车队到首都机场迎接，管委会大楼摆满了鲜花。进了谈判间，早有一排官员齐刷刷地等候。“我第一眼见到他们就觉得他们是可以信赖的，直到现在我还记得皮总、张军，年轻人有符晋……当然了，还有于。”总裁微笑着指了指身旁的于达明。

　 于达明是BBA当时的主要谈判对手，才26岁，却处处显露出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老练、精明强干，是招商局首屈一指的招商能手。至今，BBA的一位香港副总裁谈起那段经历还是有点无奈：“我对我们的表现不满意，底牌过早透露，不如这里的官员们表现好……”

　 于达明和他的项目小组为了配合对方时差，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几乎每晚都有人睡在办公室。一次凌晨四点，BBA发来一份传真，于达明收到后马上就回了电话。

　 “故意的吧？”我问。

　 “是啊！”他狡黠一乐，“就想让他们感受开发区的诚意。”

　 BBA最重要的一项要求是：能否在4个月内办好所有审批手续。而开发区有把握的测算是8个月，经过再三斟酌，开发区决定接受这个条件。此后，经发局局长两天去一趟北京，4个月跑了6万公里，终于按时拿到了批件。

　 “对开发区官员有什么感受？”

　 “很专业！很西方！很有效率！”BBA总裁鲁富力毫不犹豫，“他们不随便许诺，值得信任。既维护国家利益，又为我们考虑。”

　 “入世后政府除了服务，没别的事可干！”

　 如今，开发区管理者对提供服务有了更高的要求，那就是服务品牌化，创立了“泰达服务品牌”概念。

　 我手边有一本厚厚的《泰达服务品牌承诺》中英文对照小册子，里面对投资环境、能源供应质量、服务项目等做了详尽规定。

　 比如，管线维修必须提前7天通知用户；绿化成活率不低于92％，保存率不低于95％；公交车途中故障30分钟不能排除，乘客可搭乘其他任何车辆（包括出租车），其合理费用由公交总公司承担；工作期间，窗口工作人员佩戴戒指不多于一枚。同时承诺了违约责任。在我看来，这些规定已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它意味着，只要你成为开发区的一员，你就能享受到这些服务。

　 开发区决策者正逐渐形成这样的理念：服务也是生产力。

　 一位管委会高层官员说：“我们在产业上、经济活跃性上和依托经济发达城市上，都比不上华东和东南沿海，只有服务是我们的优势。”

　 如今，“泰达”已适时导入CI系统，“泰达制造”、“泰达股份”、“泰达足球队”使区域形象越来越为人们所熟知。

　 这位官员强调：“企业化运作最重要的是品牌竞争，中国入世后，泰达品牌应当成为天津开发区的有力武器。”

　 入世对开发区意味着什么？当我打算采访副主任艾亚民时，他死活不同意。他说他是个“搂不住”的炮筒子，一开口就“说错话”。

　 可谈到入世后管委会职能，他还是放了一炮：“首先是精简，大大精简！”我吃了一惊，因为就在我到之前，管委会刚刚做了一次较大的机构调整。

　 “你觉得机构还庞杂吗？”“太庞杂了！”“人员还要精简吗？”“太需要了！”

　 艾亚民，现年41岁，清华大学物理学硕士，在开发区工作了15年。

　 他激动地说：“有人说如果政府机构精简一半，国家经济速度增长一倍。形容得太好了！政府职能应继续减少，遵循法律法规办事。我们的任务主要就是服务。”

　 艾亚民说，为什么一提到官员就说“下基层”，“深入群众”？他去美国时在机场见到海关标识：custom service（海关服务），登时有顿悟感。

　 “关键在于态度和位置！咱们完全是上对下的，有些人到现在还认为管企业是天经地义的。随着加入WTO，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政府除了服务，没有别的事可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