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岁末，因对商家的售后服务不满，武汉野生动物园请来数家媒体到场，将一辆价值百万元、使用不满一年的奔驰轿车砸坏。

　 此事经媒体披露后，并未得到国人的喝彩，也未见有人将此事与爱国主义情结相联系。而质疑、批评之声倒不少，以至于砸车者不得不硬着头皮自找台阶———多次就砸车原委作出说明，以平息舆论的非议。

　 砸车的用意是显性的：你奔驰公司是全球著名的高档轿车制造商，你所产的奔驰车有质量缺陷，你居然对用户的诉求敷衍了事，那咱就通过砸车来砸你的牌子。砸车发泄了中国用户的愤怒，却不可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非但如此，反而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至少在情理上，用户先失了分。回过头来，砸车者还是与奔驰公司坐下来协商解决纠纷（见1月15日央视“现在播报”）。

　 砸车的直接起因是质量争议。用户认定车本身有毛病，要不为什么连续修理5次毛病难除？奔驰公司不承认车子有缺陷，指出用户使用的汽油标号太低———好“马”未吃“精料”，患“消化不良”责任当由用户自负。面对争议，谁也不能排除奔驰车存在质量缺陷的可能性。尽管奔驰是名车，但根据质量数理统计分析理论，批量生产的产品要百分之百合格不可能，更别说百分之百的优质。此外，优质品与合格品的差别主要在于可靠性的高低和使用寿命的长短。这都是常识。同样，也不能排除奔驰公司“店大欺客”、怠慢中国用户。不过，就算以上两条假定都成立，咱们也得通过正当的程序解决争议。

　 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的相关条款，武汉野生动物园本可依次借助协商、调解、申诉、仲裁、诉讼等5种手段解决纠纷。

　 可直到砸车前，用户只采用了协商程序（据用户自辩，眼见协商未果，口头请有关方面调解没有回应）。维权是要讲究程序的，此时，用户本当出具书面调解申请，若不成再提出书面申诉，一直按程序走下去，不怕问题无从解决。可惜，用户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采取了极不应该的极端举动。

　 不论砸车者的初始动机如何，“砸车事件”都应视同一次“砸”法事件。它所传导的信息是，要么砸车者不懂法或不尊重法，要不砸车者对当今的法制确乏信心。可是，从逻辑上讲，砸车人并未履行（走完）相应的维权程序，所假定的“确乏信心”就不能成立。如此看来，说砸车人不尊重法———至少是不懂法，当不属主观臆断。透过这起“砸车事件”，人们再次领略了法制观念在某些社会法人心目中竟是如此淡漠。

　 车砸了，用户自身的社会形象也“砸”了。而被“砸”的奔驰公司却毫发未损。德国货的总体质量，日尔曼民族的质量意识全世界公认，想一锤砸毁别人的市场信誉，是不是太可笑了点？

　 而再论法理，万一将来通过权威检测机构检测，证明车本身没有问题（确系汽油使用不当），人家反倒可告中国用户无端诋毁奔驰公司的产品声誉。

　 另外，不知武汉野生动物园的资产属于何种属性？倘若该园是个全民事业单位，那么被砸的车就系国有资产。此时，还是从法制的角度分析，不论最终纠纷如何解决，用户的极端行为又对国有资产造成了严重损害，这是违法的。砸车的决策者和实施者还得承担赔偿责任。

　 加入WTO所带来的市场开放，将使更多的外国商品和服务进入国内，各种形式的质量纠纷也会随之增多。谁（自然人和社会法人）也不敢保证不会为此类纠纷所困。

　 希望“砸车事件”能作为一个反例，令今后的“当事人”引以为训。国家在不断开放，咱们每个国民自当主动适应开放的环境，学会用理性、协商、尊法的态度面对一切民事纠纷，依法维权———对自己也对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