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北京的山区还有走着送信的乡邮员吗？”我问邮局管业务的人。不久前被一部反映山区乡邮员生活的电影所感动，我萌生了采访乡邮员的念头。

　 “步班80年代还有，90年代就没了。”他说，“在山区骑车投递也不容易呀！房山有个乡邮员，每天在山里骑车往返51公里投递，一干就是10年。”

　 北京郊区邮政局党办主任张红卫和我去房山采访那个乡邮员。

　 “其实在我们山区，骑车投递还不算最苦的，还有走着的呢！”房山邮政局的局长助理安友华告诉我。“步班不是10年前就没了吗？”

　 “不可能！房山现在还有6条步班邮路呐，蒲洼邮政所的晋合力，50多岁了，天天在深山沟儿里走着投递，一趟就100多里地。”安友华显得挺激动。

　 还有走着的？！一瞬间我改了主意：跟老晋走一趟深山邮路！

　 邮局的几个人被我这想法吓了一跳：“你行吗？！局里除了乡邮检查员骑摩托跟他走过一段儿，还没人跟着他走过呢。”房山邮政局的政工科长翟耀说。

　 看我执意要去，张红卫和翟耀非要陪着我。

“跟他真是担惊受怕了一辈子。20多年了，只要他出了门，我就惦记着”

　 老晋所在的蒲洼邮政所，在距房山邮政局100公里外的深山沟里。

　 蒲洼乡地处北京最西南的太行山脉，海拔最高1800米，号称“北京小西藏”。该乡从1986年就被定为北京60个贫困乡之一，至今没有脱贫。

　 老晋的家在蒲洼村的半山坡上，四面环山，房前种着片绿油油的大白菜，树上挂着红红的苹果，屋顶上晒着金黄的玉米，圈里养着头大白猪，院子里鸡飞狗跳的。

　 那天是星期六，正赶上老晋在家休息。他身材魁梧，一脸忠厚，脸和脖子黑里透红，透着饱经风霜。

　 老晋告诉我，他今年54岁了，就生在蒲洼。小学没毕业就开始干农活儿，22岁到南京当兵，退伍回北京后，在一家军工厂当操作工。由于离家远，又舍不得花车钱，他逢年过节才回家。眼瞅着爱人拉扯着俩孩子在山里务农很苦，他一心想调到离家近的地方工作，连带照顾家。国家刚有了照顾两地分居的政策，他就调到房山的邮局当起了乡邮员，至今已在深山沟里投递了22年。

　 蒲洼邮政所就老晋一人，他负责投递的几个村，一个村一道深山沟，骑车困难，只能走，来回一趟就是150里。他出去投递时，他家理所当然就成了邮政所。本地人和外地来山里打工的人都认识老晋家。

　 “人家大老远来了，不给办成吗？”老晋指着老伴隗淑婷：“我出去了，就得靠她，她是我的帮手，有汇兑款的，寄取包裹的，她就对着身份证的名字给办了。”

　 老晋的老伴说：“跟他真是担惊受怕了一辈子。20多年了，只要他出了门，我就惦记着。路太远，他有时候就搭车，搭车忒危险，盘山路弯儿死，尽出事儿。有一回他搭的手扶拖拉机掉山沟里了，我到医院一看，他脑瓜上磕破的大口子流着血，腿也动不了啦，差点儿没摔死。他搭的净是拉煤的车，回来黑着呢，跟走窑（煤窑）回来似的。有一年冬天大雪封山，他死活非要出门，说是给芦子水村的退休工人送工资，一夜都没回来，第二天黑了才进家，一见他吓我一跳，那脸呀，冻得又黑又紫。”

　 我问老晋，是怎么回事儿？

　 “那年快过春节了，大雪封山，我急着想赶紧把汇款和几个退休工人的劳保工资送出去，过年家家都等钱用。我头天下午两点多出门，雪路不好走，我拄着根棍儿抄近道走了两个多钟头，才走了15里。天黑了，我只好在半路的亲戚家住下。

　 “第二天早上6点我就走了，先爬山到5里外的东村，羊肠小道滑着呢，走一步得往回溜半步，那跟头摔扯了，走了1个半钟头才到了东村。村干部一见我就说，‘别送了，报纸不看行，要把你摔坏了怎么办？’我撂下报纸，又爬山奔15里外的芦子水，下山时滑得脚底下站不稳，我就坐在山坡上往下溜。直到中午才到了芦子水，那几个退休工人没想到我能来，直冲我嚷嚷，‘这大雪天儿还送来，不要命了！’死拉硬拽着让我吃了饭再走。我说还没给宝水村送信呢，得赶路。到家已经晚上6点了。

　 “我干活凭良心，不送出去不踏实。我这人是宁让身子受苦，别让脸受热，干什么都不能让人说出不是来。”老晋说。

　 “乡邮员这么辛苦，您喜欢这工作吗？”

　 “要想当乡邮员，第一就得能吃苦，第二别说阴天下雨下雪我不去了。乡邮员活儿是累，但我觉得这工作不赖。说一句什么话吧，

　 挺光荣。我喜欢这工作。”“听翟耀说，您去年被评为区局的先进了？”我问老晋。

　 “嗨，我干的这些都是乡邮员应该干的，当不当先进没什么，只要领导知道怎么回事儿，我就满足了。”老晋说，“除了在部队受到过一次连队嘉奖外，我这辈子还没当过先进呢！”

　 他从抽屉里翻出个小红皮本，是他的退伍军人光荣证，里面用钢笔草草地写着“连嘉奖”。这是他保存了20多年的惟一荣誉。

“全国劳动模范都不一定赶得上他。他要是退了休，换个年轻的可吃不了这份儿苦”

　 听见鸡叫，睁眼一看黑咕隆咚，我开灯看了下表，已经6点了。知道老晋冬天一般5点半出门，我们仨赶快爬起来，用凉得透心的山泉水胡乱洗了把脸，就跟老晋上山了。

　 老晋背着个褪了色皱皱巴巴的邮包，邮包带还是断了又系上的。我问他怎么不换个新的？他说：“嗨，领兜子干吗，这都是支局开支，不漏就将就着用吧。离着领导远，别给领导找麻烦。”

　 此刻天刚蒙蒙亮，山里很冷，路上没人。老晋大步流星地在前面走，我们仨一会儿就被落下一截，一路上坡，才走了几里路，我们已有点儿上气不接下气了。

　 一辆4轮农用车忽然停在我们面前，老晋招呼我们上车。说司机去山上的煤窑拉煤，能带我们十多公里。

　 “为什么一见老晋就停车？”我问司机。

　 “他干这行儿我们都熟，从这儿往上都是陡坡，走起来不容易。”

　 我们在山上的小煤窑下了车。老晋说：“在这儿投递就得个人想个人的办法，怎么能快点儿，省点劲儿，这段儿路要走得两个半钟头。”我们仨面面相觑，觉得能搭上车真是幸运。

　 “您每天都能搭车吗？”

　 “一年也就有三分之一的时候能搭车，冬天大雪封山就没车了。”老晋说，“嗨，车也不好搭，司机不愿意拉，怕出危险。我一般是认识的司机才搭。”

　 我们走到老晋的第一个投递点儿———蒲洼乡煤矿安全检查站。屋里的几个人都热情地招呼老晋。听说同来的是邮局领导和记者，他们七嘴八舌地说：“在山里送报比外面辛苦多了，刮风下雪得来，包裹也得带上来，该给老晋增加奖金。”“应该给他辆212。”……

　 看门的老汉把我们送出大门，一路上喋喋不休：“全国劳动模范都不一定赶得上他。他要是退了休，换个年轻的可吃不了这份儿苦，年轻人光会吹牛腿。”

　 走了一会儿，又截了辆拉着工人上山修路的“130”卡车，我们被带到东村附近的马路，东村还远在5里外的山沟里呢。正走着，碰见辆东村的汽车，司机说可以把邮件捎回去。这下我们又少走了10里路。

　 此地是蒲洼乡的最高点，眼前那座大黑林山海拔1800米。老晋给山坡上的乡敬老院送报，几个孤寡老人一见他，都围上来说话，听说老人有病时，老晋曾到乡里的医院为他们取过药，送报时带上山。难怪老人们见他挺亲。

　 从敬老院下坡，路边有一小饭馆，我们进去吃早饭。饭馆老板听说我们要跟老晋走邮路，摇着头说：“他这活儿可不是善茬儿，就仗着走了这么多年认识人多，能搭上截儿车。前头俩村都在深山沟里，你们走到中午也到不了鱼斗泉。”

　 从饭馆出来没走多远，我们又截了辆三轮农用车，老晋管它叫“三蹦子”。这车没遮没拦，司机灰头土脸的，坐这车走在蜿蜒的盘山路上，旁边就是万丈深渊，真让人提心吊胆。车的水箱开着锅，冒着泡的开水溅在我裤子上，我也不敢动窝儿。一辆对面来的车也不按喇叭，差点儿撞上“三蹦子”，真悬。

　 半个钟头后好歹到了鱼斗泉村的路边，进村还得从磕磕绊绊的羊肠小道下山，走了20多分钟才到了村委会。

　 “这村是蒲洼乡最远的村，也是北京和河北的交界地，村里人买东西，得翻过山到10里外的河北涞水去。”得知张红卫和翟耀是邮局的，村里的隗支书说，“老晋走70多里来一趟忒辛苦，你们邮局该给他弄个‘冒烟儿’的。”

　 从鱼斗泉的山沟里上山比下山时更难，山道上都是“搓脚石”，一踩石块就稀哩哗啦往下滚，人也跟着往下溜。老晋倒不在乎，蹭蹭蹭地往上走，转眼就没影了。我们仨互相拉着拽着歇着，后来索性手脚并用，拽着荆棘柴草连蹬带爬，总算爬上山。

　 一想到为送3份报和1封信，翻山越岭走70多里路，我说：“老晋你可真亏！”“有一封信也得给人送，邮政是全程全网嘛。”他乐呵呵的。按邮电部的规定，老晋走的这段75公里的邮路，是平原轻骑的行程，相当于步班3天的工作量。从鱼斗泉上来，两条腿沉得像灌了铅。听老晋说，到下一个投递点儿芦子水村还有15里的上坡路，我们就开始发忄楚，虽然警惕地支着耳朵，但走了好几里路，都没听见车声，好容易来辆车却不停，我们仨很不高兴。老晋心平气和地说：“截车不停咱们也不能恼人家，坐人家车是人情，人家拉你担风险。”

　 “我听见车声了！”翟耀兴奋地大喊一声，远远看见盘山道上拐过来一辆手扶拖拉机，我们赶紧招手，拖拉机停了，原来是老晋认识的司机。拖拉机晃晃悠悠开始爬山，车斗里挺脏，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我们紧紧抓住槽帮，生怕被甩出去。冷嗖嗖的山风呼呼吹来，手脚被冻得冰凉。

　 到芦子水村边下了拖拉机，又走了几里路才进村。一个人老远就冲老晋喊：“今儿怎么来晚了？”老晋介绍这是村委会的李主任。李主任对我们说：“甭管好赖天儿，到时候他准来，刮风下雪也不耽误，他什么时候来，我们什么时候看报，现在‘三讲’到村儿了，不看报不行，还得订致富目标呢。”

　 提起老晋，李主任赞不绝口：“老晋可是个实实在在工作的人，20来年始终在山区跑，能坚持下来不软了。我分析，换个年轻的来了，肯定不这么干，年轻的滑点儿。老晋从不给村里找麻烦，赶上天不好，来晚了，让他吃点儿饭，说什么也不吃。”

　 正说着，外面忽然下起了雨。翟耀说她昨天跟房山邮局的司机说好了，让邮车中午来路上接我们。一会儿邮车果然来了。翟耀欢呼着像见了亲人，一坐进车就说：“现在才知道坐有顶儿的车真舒服。”

　 离开芦子水上山时，漫天大雾，能见度不足10米。真不敢想像，如果没有邮车，回去那近30公里的路怎么走？途中，老晋下了几次车，冒雨把邮件给宝水村、宝水小学、天龙山庄、野菜厂和电管站送去。下午两点半，在哗哗的大雨中，我们终于回到了老晋家。想想从早上6点多出门，到现在已经8个钟头了，这还是凑巧来回搭了5辆车。我们一上午疲于奔命，除搭车外也就走了10来公里。如果不搭车的话，我们怎么也得走到深更半夜。

　 翟耀告诉我，邮电部1990年规定，乡邮员投递的每日行程是：山区步班22 24公里；平原轻骑75 80公里；自行车50 55公里。如果按这规定的话，老晋走的这段75公里的邮路，是平原轻骑的行程，相当于步班3天的工作量。

　 离开老晋家时，我想要张他们全家人的合影，他说：“小子、丫头都在山外头工作，很少回来，我们全家从没照过合影。”

　 他老伴挺伤感地说：“是啊。俩孩子出去了，一天也不想回家，连过年、中秋节都没回来。”

　 “他们为什么不想回家？”我好奇地问。“唉。”老晋叹了口气。“谁知道呢。我原来想着将来等我退休了，让小子接班，家里有房，在山里挣点钱就能维持，撑不死也饿不死。可小子说，‘我呀，我才不在这儿呢！’就把他们3口的户口转出去了，还在外边买了房。

　 “丫头也闹着转户口，想给她找个当地的对象，离我们近点儿，一听是农业户口她就不愿意，说我才不在山沟里守着你们呢，以后你们别替我操心！”

　 “我爸想退休后让我接班，不可能！从出门工作那天起，我就打定主意不再回老家！”

　 很想知道老晋的儿女不回家的原因，我去了老晋的儿子彦明家。

　 他住在距蒲洼100公里外的良乡，是房山区政府所在地，街上的热闹程度无异于城里。他住的温泉家园小区，24小时供应温泉热水，上楼得用对讲机联系，进屋得换拖鞋，那三室一厅的房子近100平方米，装修得挺现代。

　 彦明高高大大的，30岁的人言谈举止显得很稳健。提起老晋，他似乎有一肚子委屈。

　 “我也是干邮政的，但和我爸的思想有很大差距。我爸是死脑筋，不开窍，对新生事物不理解，和他在一起我感到挺压抑的。

　 “我儿子11个月时，我们就从蒲洼搬到良乡租房住，后来又把户口迁出来，在良乡买了房。我们搬出来是为了让孩子能受到好教育。我们小时候在山沟里上的是复合班，两个年级在一个教室一块儿上课，所有的课都由一个老师教。现在蒲洼还有这样的学校呢。

　 “可我爸对我们搬家特不高兴，那时只要一提转户口、买房的事儿，他就跟我嚷：‘你不能老在外边吧，将来总得回来，回来后外边的房怎么办？再说，你也没什么钱，拿什么买房？’我说可以跟银行贷款。我爸一听就火了：‘你光想眼前不顾以后，你借那么多钱，什么时候才能还上饥荒？’那阵儿我心里特别扭，都不想回家了。后来我索性不跟我爸提这事，自做主张转了户口，又贷款买了房。”

　 在彦明眼里，老晋极抠门儿：“小时候我爸一分钱都没给过我，我经常拿块咸菜疙瘩当零食。有一年冬天，村里来了俩要饭的小孩，我爸给他俩做饭吃，临走还给了两块钱。在我印象中，那时候两块钱特别多，我很嫉妒那俩小孩，心想凭什么给他们钱不给我。后来，我偷着从家里拿了一块钱，去供销社买了鱼皮豆，竟装了一小书包。那天下雪，回家后书包上全是雪，我爸要掸书包上的雪，吓得我拿起书包就跑。这事儿家里人至今谁都不知道。

　 “我爸几乎没买过衣服，成年累月穿着邮局发的工作服或是我淘汰的旧衣服，直到穿得不能再穿了才换。他穿的袜子都是我穿破扔了的，他让我妈缝缝再穿。每次我们给他买衣服，他都特生气，说：‘这么多工作服没穿呢，还买？’连邮局组织到北戴河旅游他都不去，大概是怕花钱。有时我真纳闷，他这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舍不得玩，他攒钱干什么？”

　 我问彦明：“知道你爸为什么不愿意让你离开蒲洼吗？”

　 “我爸想退休后让我接班。不过，从出门工作那天起，我就打定主意不再回老家。”他口气很坚决。

　 彦明初中毕业后，到城里的建筑工地当过小工，又到燕山石化当过经警，20岁时邮局招农民合同工，他通过了考试，到霞云岭当上乡邮员。同样是在山区投递，不过他可没像老晋那样成天翻山越岭地走，他先是骑自行车，后来换了摩托车，又开上了汽车，3年前被调到房山区邮政局开送款车。“我刚干乡邮员那会儿，一回家我爸就磨叨，‘让你干什么，你都得干好’，我挺烦他的，我知道工作来之不易，我会尽力干好的。”彦明说，“我爸这人忒实在，在山沟里闷头儿干了20多年，与世隔绝似的，什么好事人家也想不起他来。赶上天儿不好时，家里人劝他甭去了，他就跟我们翻脸，‘那哪儿行，一天也不能耽误’。我们说，你又不是党员，干吗这么积极？他就冲我们嚷，‘是党员也得这么干，不是党员也得这么干’！他常说我只要能干成他那样，他就满足了，我可从没把他当榜样。”

“我爸的观念完全是农村人的，和他同龄的城里人不能比，更别提和我比了”

　 我和彦明接他上辅导班的儿子回家，开门的是个亭亭玉立的漂亮女孩，彦明介绍这是他妹妹小玉，刚从城里来。小玉身高1米7,穿着流行的一身黑衣服，举止落落大方，丝毫不比城里的女孩逊色。

　 小玉上中学时，理想是当护士，但在农村考护校太难了。她说，“其实我们山沟里的孩子都挺聪明的，但山里的教育条件太差，把我们耽误了。我上初中时，老师就是刚毕业的高中生，他讲的代数我根本听不懂。初中毕业后我到房山上职高，老师教得也很不正规，说白了就是大拨轰。”

　 她19岁就想离开山沟进城找工作，但老晋反对，说城里乱哄哄的，一个丫头在城里不安全。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进城了，先在一家小店卖汽车配件。

　 “老板一个月只给210块钱，根本不够花，我一心想找个挣钱多的地儿。”小玉兴冲冲地讲着进城的经历，“卖了半年汽车配件，听说在商场卖饮料能挣好几百，我就辞职去了一家中型商场，卖了一个月可乐，挣了700块，把我乐坏了。后来又听说‘燕莎’招聘卖可乐的售货员，挣钱更多，但要求很严，身高要1米65以上的，还要面试。我一去就被录用了。在‘燕莎’我每月能挣1000块钱，发工资那天，我第一次吃了‘肯德基’，真好吃。”

　 小玉在“燕莎”只干了4个月又辞职了，她发现有挣钱更多的机会，于是就在京城的各大商场频繁地“跳槽”。她在“城乡”卖过文具，在“百盛”卖过女装，在“翠微”卖过羊绒衫……小玉对这种自由自在的择业很高兴，说：“我们这年龄的人很少有固定职业，喜欢干什么就干什么，反正在商场混得时间长了，认识的人多，互相介绍，哪儿挣钱多就在哪儿干，我经常炒老板的鱿鱼。”

　 想起老晋希望给闺女在村里找个对象安家落户的事，我问小玉知道吗？她笑道：“根本不可能！从我进城上班那天起，就想将来一定要在北京城里发展。回家遇见那些结婚抱孩子的同学，和她们没有一点儿共同语言，我对山里没什么可留恋的。”

　 如今23岁的小玉已经在京城闯荡了4年，她喜欢城市的喧嚣，喜欢城里人的生活，她和3个女孩在城里合租房住。“我来城里以前，我爸从没带我进过城，刚来卖汽车配件时，我不敢走远，只敢在商店附近转转。现在我哪儿都敢去。”她说，“我很快就适应了城里人的生活，觉得这儿的女孩并不比我高一等，我和她们一样爱逛街，爱买衣服。城里的大商场我都去遍了，以前还老去三里屯、秀水街，那儿的衣服很时尚，我的钱大多花在买衣服上了。我还爱带我哥的孩子去吃‘麦当劳’、‘肯德基’，给他买13块钱一根的美国迪斯尼棒棒糖……我爸老说我乱花钱。”

　 “你觉得你爸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问小玉。

　 “他是挺普通的人，实在是太普通了。他从来没有过高的奢求，一辈子就知道踏踏实实地干，但心眼儿特别好。”“你佩服你爸吗？”

　 “谈不上佩服。我爸的观念完全是农村的，和他同龄的城里人不能比，更别提和我比了。他对钱看得特重，挺抠的，从不给我们零花钱，我小时候连吃根冰棍都受限制，他也从没带我们出去玩过。我离开家后就自己养活自己，没花过他一分钱。可我每次回家，他都说我不该把钱都花光，我想买手机，他也反对，说没用。其实，现在的钱哪是钱呀，整个一张纸。”小玉不屑地说。

　 小玉告诉我，她正在攒钱，准备去旅游。她已经去北戴河看过海了，想去大连看看国际时装节，然后再去九寨沟，她知道那儿挺美的，她不想参加旅行团，想自助游。她还准备学电脑，希望有更好的挣钱更多的工作机会。

老晋不住地揉眼睛，我忽然发现他在哭，“这辈子最不痛快的就是连党都没入”

　 我第二次独自去老晋家，蒲洼不通公共汽车，和山民们挤在颠簸的“面的”上。看着一路的悬崖绝壁，不禁感慨：儿女们想离开山沟到山外寻求发展，而老晋却从山外回来死守在山沟，两代人的观念和生活真是天壤之别！

　 见了老晋，我告诉他彦明和小玉不愿回来的原因。“他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反正管不了他们一辈子。”他无奈地说。

　 对儿女嫌他抠门儿，老晋很反感：“说我抠门儿？孩子们太不理解老人的心了。这钱我认为该花才花，我知道手里没钱遇到大事受憋。小子转户口、买房、装修，我给了他8万块钱呐，这些钱我攒了10多年，我们俩每月的生活费只花150块钱。我希望他知道这是我们省吃俭用给他的，他也就是有个良心就行了。要不是小子买房，我真不想干了，反正我已办了内退。可他买房欠了那么多饥荒，他这债也是我的债呀！我想再多干几年帮他把债还上。

　 “丫头看我给他哥钱，心理不平衡了，说，‘你都给我哥了，不给我，偏心眼儿。’我认为丫头、小子都一样，丫头没出嫁呢，不能让她空着手走，到时候我能给她多少给多少。唉，这丫头有多少钱也不够她花的，我老劝她别胡花乱花，自己也攒下点儿。她不爱听，说，‘我这是能挣会花，你那是光挣不花。’气得我跟她嚷，她说我是更年期！”

　 老晋显得很不痛快，沉重地叹了口气：“唉，抠了一辈子，落了这名声，其实我一分钱也没享受，全给他们啦！我从城里回来20多年了，就没进过城。我想像着，城里不定有多大变化呢！”

　 “这辈子还有什么不痛快的事？”

　 老晋沉默了，不住地揉眼睛，我忽然发现他在哭，“最不痛快的就是连党都没入。”老晋抽噎着说，眼泪顺着他黝黑的脸流下来。

　 我顿时惊呆了，不敢看他，也不知该怎么安慰他。真没想到，一个饱经风霜的山里汉子也有如此脆弱的时候。他断断续续地说：“我们家祖辈扛长活，我13岁就成了孤儿，是共产党把我养大的，我打年轻那会儿就想入党呀！……我在部队入团，退伍回北京621厂后，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那年我24岁。车间领导找我谈过几次话，鼓励我争取入党。……为了照顾家，我调到房山邮局河北支局，在那儿我也写过入党申请书，领导们都挺关心我入党的事。当我提出想调到离家近的邮电所时，他们再三劝我别走，说我表现不错，再好好干一阵，组织上考虑发展我入党。还说，‘你回到大山后面可能就没人管你了’。但我光想家里的困难，死活非要调走。……现在想起来真后悔！

　 “回来后果不其然没人管了。先几年在十渡邮电所工作，所长忒欺负人，该他送的段儿他不去，总让我替他送，有加班费的活儿都是他的，我想，这是什么党员呀，享受在前，吃苦都是群众的。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了，他还找人作伪证诬陷我，说我没去一个村送报，把我的自行车锁了，让我停班写检查，不让回家……这件事对我打击太大了，没想到我成坏人了，那时候我寻死的心都有，入党的事不敢想了。“后来调到蒲洼邮政所，十多年就我一人儿，心情倒是挺舒畅，但支局离这儿130多里，一年到头也见不着领导的面，连个入党介绍人也没地儿找去，再说岁数越来越大，入党的事不好意思提了，就低头干活儿得了。”

　 老晋告诉我，有一天我给他打电话时，问他是党员吗？他听了以后感到特别心酸，打了个磕巴才说“不是”。他觉得虽然自己拿出了百分之百的劲儿工作，但连党都没入，人家会瞧不起他。

　 我问老晋：“现在还想入党吗？”

　 “今年‘七一’，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70多岁的老头入党了，我挺纳闷，原来这入党没有年龄限制呀？你说我现在再写入党申请书的话，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挺可笑？”他挺不好意思地用期待的眼神看着我，“唉，要说我这辈子最遗憾的事儿，就是没入党呀！”

　 本以为老晋默默无闻地在深山沟里走了20多年，任劳任怨，甘于寂寞，满足现状，没想到他内心深处，竟隐藏着一个如此强烈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