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季宇连续出版了多部以清末民初为背景的长篇历史纪实小说，其中《段祺瑞传》和《冯国璋传》广受好评，前者还连续两次再版。2001年是辛亥革命90周年，季宇的又一部新作《共和，1911》近日由江苏文艺出版社重点推出。该作史料翔实，笔触严谨，气势恢弘。这是季宇继《段祺瑞传》和《冯国璋传》之后又一部力作。

　 真实客观是作者刻意追求的目标，也是季宇长篇历史纪实小说的一个鲜明特色。历史已成为过去，如何真实再现，是一大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季宇在作品中大量地采用当事人、亲历者的回忆、日记、书稿，以及当时的报纸、官方文件等记载，力求让史料说话。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查阅了大量的文献史料，做到了事事有出处，即便一些细枝末节，如人物活动、对话等，也力求有所本，表现了作者严谨的创作态度，与当前某些凭空杜撰、胡编乱造的所谓纪实形成鲜明对比。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史料的运用上，作者采用开放的手法，即多角度地引用各种史料，包括一些对立的看法。历史是由人来述说的，而每个人由于身处的地位、角度不同，都会对历史发出不同的声音。如果简单地下结论，显然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如《共和，1911》中，黄兴指挥汉阳之战遭到惨败，这是辛亥革命中最著名的一次战役。由于当事人所处的派系、立场，以及与黄兴的亲疏远近不同，他们对事件的回忆出入很大，有的甚至完全对立。作者对此既不回避，也不强加，而是在书中把各种具有代表性的回忆及疑点尽可能择要录之，供读者自己玩味。这样一方面可以调动读者的想像，给阅读提供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使作品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思想含量大，以当代眼光对历史作深层的文化审视，是季宇历史纪实小说的另一显著特点。这一点，无论在《段祺瑞传》、《冯国璋传》，还是《共和，1911》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段祺瑞和冯国璋都是清末民初政界、军界的风云人物，一个出任过民国执政，一个担任过民国总统，作为北洋军阀中“皖系”和“直系”的代表人物，作者并没有把他们简单化、脸谱化，而是把他们置于历史的大背景中加入审视，从而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对他们的命运做出深刻剖析，同时也进一步揭示了历史不幸的根源。辛亥革命是上个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推翻了满清二百六十多年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意义深远。《共和，1911》在展现这段辉煌而悲壮的历史的同时，打破固有的传统思维定势，对发生在上个世纪初的事件和人物进行重新审视和诠释。辛亥革命从胜利到失败，教训是深刻的。特别是反清阵营内部存在的问题，触目惊心，让人扼腕，这都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天不足。作品通过反思和审视，促使我们对这段历史有了新的认识，也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切的思考。

　 长篇历史纪实作品，特别是全景式的，最易忽略的便是人物塑造，尤其是细节描写。但季宇原本是个小说家，他注重写人，也善于写人。纵观他的历史纪实作品，虽然结构宏大，人物众多，但由于在事件推进的大框架中，给人物留下了充分空间，所以笔墨运用，简中有繁，粗中有细。尤其是对重点人物浓墨重彩，栩栩如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共和，1911》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和袁世凯等几十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充分显示了作者驾驭结构和人物的能力，同时拓宽了视野，使作品内容更丰满，内涵也更丰厚。文学是人学，只有写活人物才能使作品获得生命，这也是季宇历史纪实作品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