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下简称文）你的小说《桑树坪纪事》当年被一致评价为“新时期文学”重要的、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被评价为“批判现实主义经典作品”。最近这部作品首次以《桑树坪纪事》的名字公开出版，虽然处理低调，但在社会上还是引人注目。当年在写作前后，你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和心态？

　 ■朱晓平（以下简称朱）：当年这篇作品构思和发表前后，正是所谓“文学解冻”之后不久。那时候人们的思想很活跃。之前，我插队，当兵，当工人，没读过多少书，也没有多少书可让人读。以后，我以初中的底子考上了大学，看到浩如烟海的书籍，深感渺小肤浅，就一头扎进学院的图书馆里。大学4年，大概读了1000本以上的书。当然，不少只是浏览。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少，有“恶补”的意思。书读得很杂，读小说很少，这大概也决定了《桑树坪纪事》的纪实风格。

　 当时班里有不少同学已经成名，不成名的也在积极活动成名。一些人基本上是课不听书不读，忙于写作和发表。我因为没有任何“业绩”和这种冒傻气的举动，不得老师和同学的器重。没有“业绩”，按习惯意识，当然你就没有资格说长道短。可我学理论，又喜欢评价别人。一次大家讨论《班主任》等一批“轰动”作品，我的评价是：思想表层化，写法还是“三突出”那一套。结果从同学到老师都说：你说别人的肤浅，你拿出点不肤浅的给我们看看啊！这话很刺激人。我心想：你就等着看吧！以后，突然的一场大病几乎送命，让我对“生存”又有了切身的体验。之后，我就开始写了。虚构了一个小社会“桑树坪”。把在农村、部队、工厂甚至大学和机关认识、理解的“农民”和“农民意识”融进去。先后写了11个短篇小说，用其中7篇构成了以后10万字的中篇《桑树坪纪事》。文：你通过作品想说什么？

　 朱：前面其实已经说了，我们的意识主流实际是“农民意识”。不管我们现在干什么，不管我们多么“地大物博”，我们的“根”是植在一块狭小保守的小土地上！这样的“根”能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就很自然了。我们要让民族进步昌盛，应从什么地方入手，也就很清楚了。

　 文：当年小说发表后很轰动，话剧、电影、电视剧、广播剧都进行了改编……

　 朱：电影剧本刚写完，电视剧刚拍完，话剧刚演出几场，就分别赶上了不同的“政治环境”。不客气地说，如果我的作品肤浅、表面化，大概会引起报章“争论争论”，我也可以借此轰动轰动，可惜，你想骂它都难找出骂它的理由，艺术真实犹如“纪实”。有一家大报发了一篇挺长的文章，意思是我站在“可怜和同情”的立场来写，没有鲁迅先生那样跟农村农民“平起平坐”的心态。跟鲁迅先生放在一起论，高抬我了！因此，对我的影视作品，一直用“冷处理”方式，不了了之。作为一个作家，这就是最倒霉的事。

　 文：你目前的创作情况如何？

　 朱：我还在写。《杨柳青依依》、《据点》、《大栅栏》、《热的南方》……有些是写了几万字就放下了，怕可惜了题材。可放一阵，准有类似的东西出来。够不够劲儿不说，起码把这个题材先占上了。按小心眼儿的话说，我再写得如何也成“模仿”别人了。有例子：多年前曾跟当时作家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谈过一个题材，他很支持。我又冒“傻气”，想要写就写深刻一点，素材再翔实一些，思想再沉淀沉淀，反映“文革”整个时代。然后，就不停地跟人讲这个故事。我习惯通过这种表述，丰满和固定我的构思，把片段的精彩部分连缀完整。这样一直讲，一直讲到别人类似的题材发表，一直讲到类似的题材被一个大导演看上拍成电影而享誉国内外！我也就只好算了！现在主要精力就写电影、电视剧。一年至少一个20集的，也就是说，至少30万字。拍不拍、拍得好不好是人家的事。我当不了家。有人问，你这几年干什么？干什么！写了近500万字！

　 文：能跟读者谈谈你个人的情况吗？当然不是“档案”里的情况。

　 朱：也挺简单。16岁去插队扛锄头；17岁当兵扛枪；23岁抡锉刀当工人；26岁又坐在了大学课堂里。以后，当过机关里的小官……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专业写作。父母算高干，却遗传给我一整套“农民”生活习性———不爱吃炒菜，爱吃“炖菜”。在家常蹲着吃饭、看电视，舒服！习惯熬夜。没事一张旧报纸也要翻到夜里两三点。一天三包烟三钱茶叶。衣服鞋帽都是好牌子，穿在身上怎么看都像借别人的。老婆还有几分残余姿色。儿子去年考上了北京理工大学，一脑门子是电脑和歌手“科林斯”之类。

　 文：站在旁观者和读者的角度，你对当前文坛的看法和想法？

　 朱：站在这个角度就好说了。观众在看台上可以大骂“臭脚臭球”，运动员要说“你小子踢个我瞧瞧”，那就是运动员没涵养了。文坛的现状有目共睹：被市场淘汰的人只剩下牢骚抱怨愤世嫉俗；能被商业包装炒作推销出来的，如鱼得水般卖弄着小机灵小情调小感觉。文章也像冰箱彩电，晚一步立马就没了市场和读者。结果相辅相成，读者和作者都更沉不住气了。每年都闹一回“诺贝尔情结”。找一堆评不上的理由，什么翻译水平、政治歧视等等，就不想阿拉伯文难道比中文好翻译？“诺奖”没有什么量化的标准，我认为它只凭感觉。至少让人感觉到思想的深邃、学识的渊博和胸襟目光的阔大高远。日本的获奖者能严肃反思自己民族；南非的获奖者至少没有“白人种族”的意识；埃及的获奖者至少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学者型作家……我们的文坛多年来靠抖小机灵维持和支撑，“诺奖”恰恰只给那些呆气十足的人。数年前去海外访问开会，曾跟一位后来的获奖者同住一套公寓。聊起国内文坛情况，对方一脸茫然。所言所语，好像交流十分困难。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呆”！不是因为他后来获奖了，我就因此肃然起敬了。至少我理解和清醒了一点，我们对国家民族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等等方面的知识和思想认识，和街上“的哥”差不多一个层次。不同的只是，我们能用四六句和各种辞藻把这个层次的思想文字化，“的哥”只是口头淋漓尽致宣泄一番而已！

　 文：《桑树坪纪事》在当年反响很大，今天出版，能谈谈它的现实意义吗？

　 朱：这就要感谢编辑和出版者。他们知道市场并不只需要“上朝”和“上床”的东西。至少，他们没有误解“我一天忙得要死要活，回家就想轻松轻松”的所谓“市场观念”。至少，他们理解我出版这本书的现实意义是想告诉读者，我们要想过上真正的好日子，每一步都不容易！